中國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熱及其原因
唐仁虎
中國翻譯出版羅賓德拉那特·泰戈爾(1861~1941)的作品始于1915年。翻譯泰戈爾作品的第一個人是時任北京大學教授后曾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陳獨秀。他1915年從《吉檀迦利》中選了幾首詩譯成中文,發表在《青年雜志》上,同時還附了一篇介紹泰戈爾的文章。泰戈爾的名字才在中國傳開。此后的幾年,陸續有泰戈爾的作品翻譯發表,介紹給中國讀者。自此以后,泰戈爾的作品一直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因此不斷有泰戈爾作品的漢譯本問世,形成了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熱。不過,在過去幾十年中翻譯出版泰戈爾的作品還被中斷了幾次,但是又出現了幾次翻譯出版的高潮,這是挺有意思的事。總結一下在中國的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的情況,探討一下在中國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熱的原因,想必是不無意義的。
為什么說中國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熱?回答這個問題最好是用翻譯出版的泰戈爾的作品的數量來說明問題。我們對翻譯出版的泰戈爾的作品進行了粗略的統計,按時間的先后列表如下:
注:這里的統計數目僅指譯成漢語的作品已發表于報刊的次數和已出版社出版的書的數目。另外,2000年年底還將出版漢譯本《泰戈爾全集》,全書800多萬字。
從上表可以看出三個特點:一、中國熱衷于翻譯出版泰戈爾的作品。中國翻譯出版泰戈爾的作品極多,在報刊上發表作品的次數和出版社出版的書的總數達到370多種,其中書126本(如把即將出版的《泰戈爾全集》加上則超過150本)。這在全世界(印度除外)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不算最多的也要算最多的國家之一。二、在過去80余年中,有三段時間沒有翻譯出版泰戈爾的作品,也就是說在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熱中出現了三段時間的空白,或者說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熱中斷了三次:第一次是1938年至1939年,第二次是1949年至1953年,第三次是1966年至1977年。這最后一次中斷的時間長達12年之久。三、出現了三次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的高潮。第一次是1920年至1929年,第二次是1954年至1965年,第三次是1980年至今。第一次翻譯出版高潮期間在報刊上發表譯作的次數和翻譯出版的書的數目總共達176種之多,約占80余年中的總數的一半,但多數是單篇或幾首詩,書只有19本。第二次和第三次翻譯出版高潮卻是以出版書為主。第二次翻譯出版高潮期間翻譯出版了25本書。第三次翻譯出版高潮期間已經翻譯出版了70多本書,還將出版約30本書,總共將超過100本書。每一本書少則100多頁多則五六百頁。因此,從翻譯出版的作品的數量看不但不比第一次翻譯出版高潮期間翻譯出版的作品少,而是更多。而且第三次翻譯出版高潮期間翻譯出版的數量,將超過前兩次的總和。
從翻譯出版的泰戈爾的作品的數量和重譯之多來看,中國的確熱衷于翻譯出版泰戈爾的作品。那么中國為什么熱衷于翻譯出版泰戈爾的作品呢?我們認為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印兩國都是文明古國,都有過光輝的過去和值得驕傲的歷史。可是長期的封建獨裁統治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制約了經濟的發展,逐漸落到了西方的后面。印度首先遭到西方列強的經濟掠奪,并逐步淪為英國的殖民地。中國則屢遭西方列強和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入侵和經濟掠奪,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哪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因此,泰戈爾的聲音便顯得特別重要,特別可貴,不僅對印度人是這樣,對中國人也是這樣。這是中國出現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熱的一個重要原因。
原因之二,中國和印度有兩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在過去漫長的歷史上,中印兩國文化交流不斷,印度高僧到中國傳教,中國高僧到印度取經。盡管這種交流后來曾一度中斷,但是印度文化,尤其佛教和故事文學對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佛教甚至一度成為中國的國教,絕大多數中國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佛教的影響。受佛教影響的詩人、作家亦不少,如唐朝的著名詩人王維和明朝著名小說家吳承恩。他們的作品對中國人產生了廣大而深遠的影響。吳承恩的小說《西游記》中的人物唐僧、孫悟空等成了婦孺皆知的人物。佛教雖然未能使眾多的中國人出家,但拜佛的人卻很多,而受佛教思想影響的人則更多。伴隨著宗教傳入中國的許多故事,人人皆知,如“稱象的故事”。漢語中有不少成語都與印度文化或宗教有關,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舍身飼虎”等等。正是由于這些原因,中國人對印度文化總是懷有一種仰慕的感情,因而也容易接受印度文化。
除上述兩個原因以外,泰戈爾的作品本身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泰戈爾是詩人,也是小說家和劇作家。他的詩清新明快,自然流暢,富有哲理;他的詩內容豐富,既有表現青年男女愛情的詩,也有表現對祖國的愛戀的詩;他的詩既有歌頌孟加拉自然風光的詩,也有表現宗教哲理的帶神秘色彩的詩;他的詩既有早期那種風光霽月的風格,也有后期那種激情奔放的帶有戰斗性的風格。他的小說里不僅洋溢著反對封建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情緒,藝術性也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不少小說都具有較強的可讀性。他的戲劇既有詩情畫意又深寓哲理,而且把音樂、舞蹈、詩歌、話劇融為一體。簡言之,泰戈爾的作品既有豐富多彩的思想內容,能滿足不同的思想感情的人的需要;又達到了極高的藝術水平,讀了以后不僅在思想上能得到啟迪,而且能得到美的享受。因此,不僅印度人喜歡讀他的作品,而且異邦人也喜歡讀他的作品。
中國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似乎特別喜歡讀泰戈爾的作品。在20世紀20年代,甚至一般的中學生都以能背誦幾首泰戈爾的詩為榮,現在亦有不少青年學生喜歡讀他的詩。莎士比亞至今仍被眾多評論家認為是第一詩人,然而青年人知道莎士比亞的名劇的名稱的人有一些,但并不太喜歡讀它們,而更喜歡讀泰戈爾的作品。其原因如前所述,中印兩國都有悠久的文明史,到近代兩國國情也大體相同,遭到了大體相同的不幸,而且印度文化對中國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因此,中國讀者在某些方面的欣賞心理與印度人相同,加之泰戈爾的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中國讀者偏愛泰戈爾的作品也就不足為奇了。有讀者、有市場,所以自然而然地就出現了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熱。
既然如此,那么翻譯出版泰戈爾的作品為什么又被中斷了幾次呢?為什么又出現了幾次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的高潮呢?這是各有其特殊原因的。
第一次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熱的高潮是20世紀20年代。歷史進入20世紀20年代以后,中國文壇上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突然升溫,在短短的五六年之內泰戈爾的主要著作幾乎都有了漢語譯本,有的重要作品或選譯本甚至有了好幾種譯本,如《新月集》《吉檀迦利》《采果集》《園丁集》《人格》等。這是為什么呢?我以為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1919年爆發的舉世矚目的“五四”運動,既進一步喚醒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也進一步解放了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在同封建主義作斗爭時,反對舊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道德提倡新文學,急迫地吸收外來的新知識新文化,世界各國的近代文化被大量地翻譯介紹過來。在這種情況下,飽受帝國主義欺凌和封建軍閥統治之苦的中國人,對遭受著與自己大體相同遭遇的友邦的偉大詩人、作家當然會更加敬仰。第二,泰戈爾的思想和創作雖然復雜而又充滿矛盾,但是政治上強烈的愛國熱情,反對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鮮明傾向,同情勞動人民的人道主義精神;哲學上追求“精神自由”和“自我解放”的泛神論思想;創作上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卻是他作品中的主導思想。這一主導思想恰好與中國“五四”時期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和追求個性解放的精神十分合拍。正是由于這兩方面的原因,在“五四”運動以后,中國便出現了泰戈爾熱。于是邀請泰戈爾訪華。泰戈爾于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對中國進行了為期49天的訪問。當時報刊上對泰戈爾活動的報道,對泰戈爾介紹的文章比比皆是。這樣,在當時大師如林的“西學東漸”的潮流中,泰戈爾獨領風騷,贏得了中國讀者的青睞,因此自然地形成了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的高潮。
第二次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的高潮出現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在這一次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的高潮出現以前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曾被中斷了兩次:第一次是1937年到1938年,第二次是1949年到1953年。在這兩段時間我們沒有見到新翻譯出版的泰戈爾作品,也就是說這兩段時間成了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的空白。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兩段時間的空白,而在這兩段時間的空白之后為什么又出現了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的高潮呢?第一次中斷的原因比較簡單:1937年,盧溝橋事件發生,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了向全中國的軍事進攻,許多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抗日成了中國人民的第一件大事,全中國進入了抗日戰爭時期。第二次中斷的原因稍微復雜一些:1949年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年,也是解放戰爭取得最后勝利的一年。這一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幾個月,大的戰爭包括渡江戰役和進軍大西南這樣的戰役還一直在進行,也就是說解放軍與國民黨軍隊在進行最后的決戰。國民黨占領區局勢不穩,人心恐慌。解放區的任務一是支援前線,二是鞏固新生政權,積極籌備建立新中國。新中國成立以后不久,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人民志愿軍被迫援朝抗美,戰爭直到1953年才停止。另一方面,新中國成立前首先經歷了8年的抗日戰爭,之后又是4年的解放戰爭,經濟已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所以新中國成立后便進入了經濟恢復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文化戰線的任務一是宣傳援朝抗美,二是宣傳新生政權和經濟建設。由于這種種原因,1949至1953年這4年中出版的翻譯作品,除馬列主義的書或蘇聯的文學作品外,其他的文學作品很少,因此也沒有見到泰戈爾作品的漢語譯本。1954年印度共和國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訪問中國,翻開了中印友好關系的新篇章。朝鮮戰爭業已停止,國家的經濟形勢有所好轉。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建設有了新的發展。于是又出現了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的高潮。但這一次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的高潮與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高潮不一樣。那時,多數作品翻譯后都發表在各種文學刊物上,據粗略統計,發表泰戈爾作品漢譯本的刊物有30多種;而這一次則主要是出書,出版了25本泰戈爾作品的漢譯本,其中包括10卷本的《泰戈爾作品集》和4卷本的《泰戈爾劇作集》。
第三次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的高潮出現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一次翻譯出版高潮持續的時間長,翻譯出版的作品也很多,已經出版的書有70多本,而且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還將出版《泰戈爾全集》,全書中文800多萬字,分為約30卷。在近20年中翻譯出版的泰戈爾作品的總量將超過以前所翻譯出版的泰戈爾作品的總和,而且有相當多的作品是直接譯自孟加拉語,還有相當多的作品譯自與孟加拉語相近的印地語,更好地反映了泰戈爾作品的原貌,也就是說譯文的質量比以前的好。那么這一次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的高潮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們認為除了共同的原因外,還有兩條主要的原因:一是1966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這一場運動不僅破壞了中國的文化建設,而且對文化是一場毀滅性的劫難。在這樣的劫難中,“封、資、修”的東西當然不能出場,電影、小說、詩歌等幾乎都沒有了,只有幾部樣板戲,弄得全國人民幾乎沒有文娛活動和文化生活了。經濟被弄到了崩潰的邊沿,生產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生活用品匱乏,吃的東西也遠遠滿足不了人民的需要。這一場運動一搞就是10多年,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這一場浩劫才結束,中國人民才從長達10多年的劫難中解放出來。10多年的文化劫難使人們的心靈早已干涸,盼望得到文化的甘露滋養。這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幾年后大量翻譯出版外國文學作品的重要原因,也是形成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的高潮的重要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約20年里政治社會穩定,經濟持續發展,人民的生活不斷改善,這些給文化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人們除了物質生活的需求在增加以外,精神生活的需求也在增加。正是由于這兩方面的特殊原因,才出現了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的新高潮。
縱觀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熱的三次被中斷和三次高潮的出現,我們認為既有外來的原因,也有內在的原因;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經濟的原因,而且有時政治經濟還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政治對文化(包括文學)的發展起著制約作用的時候是這樣。例如“文化大革命”時期,文化被“左”的政治扼殺了,文化不能發展,文學也不能發展,當然更不能翻譯出版外國的文學作品;“文化大革命”以后,思想解放了,經濟發展了,文化繁榮了,文學作品(包括翻譯的外國的文學作品)也多起來了。
綜上所述,我們簡單地敘述了中國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熱的情況及其原因。我們認為,中國之所以出現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熱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中印兩國過去的國情有相同之處,都有過光輝的歷史也有過大體相同的不幸;二、中國受印度文化尤其是宗教的影響較大;三、泰戈爾的作品不僅內容豐富,而且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有很大的藝術魅力。至于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熱的幾次被中斷和出現的幾次高潮,我們認為各有其特殊原因。從總的情況看,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熱雖然中斷了三次,但并沒有因此減少泰戈爾作品的翻譯出版,而是在條件具備的時候翻譯出版更多的泰戈爾作品,直至最后出版中文版《泰戈爾全集》。
唐仁虎,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亞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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