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蜀僧浚彈琴

李　白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嵋峰。

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

客心洗流水，余響入霜鐘。

不覺碧山暮，秋云暗幾重。

談及中國文化，我們都不能回避僧侶文化。在朱紅的院墻里，在靜穆的禪房中，僧侶們敲響木魚，誦讀佛經，體悟著佛性的空靈。然而，在他們之中也有這樣一些人，能夠跳出經文的沉悶和單調，用一支健筆，一張琴瑟，營造一種新的禮佛方式，在超邁之中參透禪關。

習慣上，我們將這些“離經叛道”的僧侶稱為藝僧。他們未必在佛學上有所建樹，但是他們卻能以長于一技或兼通數藝而名噪社會，構成中國文化中一個獨特的精神階層。而掩映于層林疊嶂之中的寺廟也因為滋養和庇護了一些非凡的藝術生命而聲名遠播，成為獨特的精神院落。

有唐一代，佛教盛行，“寺塔遍于九州，僧侶溢于三輔。”（《法琳別傳》卷上）同一時期，社會文化的發展也走上頂峰，單就詩歌而言，上至帝王公卿，下及黎民百姓，都能吟誦一二。這兩種社會因素相互交織和作用，促成了藝僧的大量涌現。他們之中，很多人都承傳了良好的家學淵源和文化素養，因宦海風波、仕途坎坷，或是科舉落第，情場失意，剃發為僧，皈依三寶，祈望在靜謐之中尋得一絲解脫。然而，這群佛龕下的子弟似乎對浩繁的經卷和裊裊的香煙并不感興趣，他們是吃齋念佛的僧人，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僧人，文化人格所激發的文化良知迫使著他們尋求一種新的參禪方式。

唐德宗時的段本善堪稱藝僧中的高手。貞元年間，號稱長安“宮中第一手”的著名琵琶演奏家康昆侖曾在東市彩樓演奏，其高超的技藝令臺下觀眾為之傾倒。然而就在此時，一位盛裝仕女出現在西市彩樓上，但見她不疾不徐，很輕松地就將康昆侖所彈的《羽調綠腰》演繹成了更難彈奏的風香調。康昆侖登時驚服，旋拜為師。這位將琵琶演奏得如行云流水一般的仕女，正是喬裝入市的和尚段本善。

在唐人趙璘《因話錄》中，也記載了一位法號文淑的藝僧的佳話：“有文淑僧者，其聲宛暢，感動里人。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教坊效其音調，以為歌曲。”在音樂藝術空前繁榮的唐代，這位藝高技絕的僧人不僅能讓“聽者填咽寺舍”，更能令宮廷樂師“效其音調，以為歌曲”，足見這些藝僧們在那個時代的影響力。

其實，這些所謂的藝僧并無意炫技，超然于物外，他們僅僅是將一支長簫、一張琴瑟抑或一支健筆看作了他們參禪悟道的另一種形式。禪院青燈如豆，佛國的鐘聲杳渺而虛靜，這個時候，對應著青山綠水，曲徑回廊，鋪開宣紙，在淡淡墨痕中滲入超塵拔俗的感悟；抑或在悠悠曲調中遣志抒懷，靈魂便會一塵不染，心境也便澄澈透明。當然，這些并不想招惹塵埃的藝僧們最終還是讓他們的才情飛出了山門，飛出了禪房，有唐一代，可以說幾乎所有知名的學者文人都和這些藝僧建立過深厚的友情，諸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王昌齡、劉禹錫、王維這些詩文大家，都曾經創作過大量的詠樂詩。他們相互唱和，心聲互答，而此時，學者與僧侶，世俗與超脫，也就由對立轉向對應，由疏離轉向融合，共同構建起文化豐碑，矗立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