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魯儒

李　白

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

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

足著遠游履，首戴方山巾。

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

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

君非孫叔通，與我本殊論。

時事且未達，歸耕漢水濱。

二十多個世紀以前，有位沒落的貴族后裔面對著劇烈轉型與嬗變中的東周社會，發出了“禮崩樂壞”的浩嘆。于是，他開始尋找一種重建禮樂的方式。在悉心研究國家制度禮儀之后，他提出了一套叩其兩端而執中的思想。他辦了私學，在尼山腳下教授三千弟子；他周游列國，在諸侯爭霸的烽火里種下“中庸”的種子。他就是被后世尊為圣人的孔丘，他的思想后來被傳承和發展成中國的儒學。

很明顯，一種意識形態的產生和確立，離不開社會各階層對它的認可，也離不開它的思想內核本身。《詩經》《尚書》《周易》《禮記》和《春秋》，用厚重的竹簡張揚起儒學的博大混一和左右逢源，它沒有法家苛刻寡恩的面孔，也極少黃老寧靜無為的心境；它不能制止紛亂和戰爭，卻以“克己復禮”的道德、面貌維持著社會的秩序。柔和的折衷理論深得中國人、中國文人、中國皇帝的歡心，盡管被夢魘嚇得半夜驚起的秦始皇用一把大火燒毀了堆積如山的儒家經典，儒學的腳步還是健朗依然。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剛剛即位不久，正躊躇滿志的漢武帝在整飭吏治、與民休息之后，便將治世的目光投在了意識形態的建立上。彼時，文景時代所尊崇的清靜無為的黃老之說，顯然已經不能適應這位意氣風發的新皇帝，于是就在這一年，漢武帝將景帝時代的博士，深諳儒家思想的董仲舒請來，著令其建立完善一套獨斷專制的思想體系。在董仲舒的力推下，儒家的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君臣倫理觀念和漢武帝的政治訴求達到了統一，興奮之余，這位急于一統國內思想意識形態的皇帝迫不及待地頒布了一條頗顯霸氣的詔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很快，備受寵幸的董仲舒便開始了將儒家學說擴大外延的工作，他吸收陰陽五行思想，建立了一個以陰陽五行為基礎的宇宙圖式。在這樣的一個圖式上，董仲舒給天體加上了道德的屬性，自然現象成為神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甚至日月星辰、雨露風霜也成了天的情感和意識的體現。當董仲舒用“天人感應”和“陰陽五行”說為孔丘創立的儒學披上宗教的外衣，儒學就從中庸走向了獨斷，從柔韌轉向了玄虛。“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詔令風行天下，斷章殘簡從焚書坑中走出，抖抖泥土和紙灰，搖身一變為封建政權的庇護神。經過漢武帝的欽定，原始的孔孟儒學正式從私家性質的子學上升為一門官方學術，儒學作為兩千年中國封建社會主流思想的地位，從此確立。當漢武帝以不容置疑的皇命將專制的“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定型成為國人思想的主流，當“內圣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首次因為具備了一套完備的仕進制度而得以確立，漢武帝已經將儒學放大成為后世君主師法沿襲的封建宗法制國家的基石。

于是一群腳穿遠游履、頭戴方山巾的隊伍成為中國文化中極富爭議的階層。他們走在科考的路上，他們走在赴任的途中，“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他們在懵懂之中憧憬著河沚的陽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他們在森嚴的教化下麻木著學者的神情。事實上，儒學所張揚的中庸之道，始終在按循著一條極端的路途：銘心的大火是極端，被定為國教是極端，消耗著中國封建文人創造的偉力，仍是極端。

公元1912年，儒教走向式微，歷時兩千五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