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劍·龍船·鯉幟

端午節相傳是紀念屈原的日子，據說屈原是在這一天跳進汨羅江里自殺了，后人哀悼他，便普遍地舉行種種的儀式來對他作紀念。這傳說是很有詩意的。不過在古時在有些地方也有把這個日子認為是紀念伍員的。例如曹娥的父親便是以五月五日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死。大約伍員的死期也是五月五日。（《左傳》魯哀公十一年所載吳殺伍員與魯伐齊事，正在五月。）但后來卻為屈原所獨占了。

抗戰以來，因為國家臨到了相當危險的關頭，屈原的身世和作品又喚起了人們的注意，端午節的意義因而也更被重視了。特別在今年，有好些做詩的人竟把這個節日定名為“詩人節”。所紀念的本是詩人，紀念的儀式又富有詩意，定名“詩人節”，似乎比“天中”“地臘”“端陽”“重午”……這樣的舊名稱要來得新鮮一點。但我希望這個民族的大眾紀念節日，不要被解釋為少數的“詩人”所壟斷，那就好了。

端午節這個日期的確是富有詩意，覺得比中秋節更是可愛。前人有把詩與文分為陽剛和陰柔兩類的，象征地說來，可比端午為陽剛的詩，中秋為陰柔的詩吧。拿楚國的兩個詩人來說，屈原便合乎陽剛，宋玉便近乎陰柔。把端午定為屈原的死日，說不定會是民族的詩的直覺，對于他的一個正確的批判。

古時候曾經把這一天當為邪辟的日子，大概就是因為是伍員與屈原的死日，兩人同是被一些邪辟小人所迫害而死了的，由民族的正義感竟把這個日子當為了忌日。這一天認為是百邪群鬼聚會的日子，連這一天生下的兒女都認為不祥，不讓他存活。例如孟嘗君是五月五日生的，他的父親決意丟掉他，是他的母親私下把他養活了。漢朝的宰相王鳳也是五月五日生的，他的父親也想不要他，是他的叔父以孟嘗君的故事為例又才保存了下來。由這些故事看來，在古時為忌避端午不知道犧牲了多少兒女。這固然是當得鏟除的惡習，但推原其故，實由于仇視邪辟。在古時是認為邪辟的力量太大了，幾乎為人所不能敵。但由這同一的觀念所生出的良風美俗，卻是對于邪辟的斗爭。

群鬼百邪害死了忠良，損傷了民族的正義感，故而每一個人為自衛和衛人計，都須得齊心一意的來除去邪鬼。先除去自己身心的邪辟吧，要以蘭湯為浴，以菖蒲泛酒（俗間在酒中對以雄黃），不僅要保持身體的清潔，還要爭取內心的芬芳。更進而除去一切宇宙中的邪辟吧，以蒲為劍，以艾為犬（古時曾以艾為人或虎），豈不是象征著要民族的每一個人都成為驅魔的獵人，伏虎的斗士？這詩意真真是十分蔥蘢，值得我們把它闡揚、保存，而且擴充——擴充為民族的日常生活：熏蕕不同器，邪正不兩立！

劃龍船的風俗是同樣值得保存而加以發揚的。這和歐美人的競漕（boatrace）具有同樣的國民保健的意義。在這健身的意義之外，尤可夸示的，是它本來所含有的培養民族精神的作用。龍船競渡相傳是為拯救沉溺了的屈原，但實質上便是拯救被沉溺了的正義！正義被邪辟陷沒了，我們要同一切的邪辟斗爭，即使是在狂濤惡浪當中，我們就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一定要把那正義救起。這是含有何等崇高意義的精神教育！這個是屈原精神和詩歌的形象化，以這來紀念屈原，我覺得是民族的共感所洗練出的最好的詩的方法。可惜這意義，多少是失傳了，儀式僅存著化石的形式。現代的詩人們不是應該吹入自己的生命，使化石復活嗎？

端午節的風俗也傳播到日本去了，蒲劍蘭湯，形式上差不多沒有兩樣。龍船雖然沒有，但有“鯉幟”（Koinobori）的變異出現。在五月間，日本的鄉村農家差不多每一家的空場里都要豎立一根旗桿，在上面掛一個或一個以上由小而大的布制鯉魚。魚有紅黑兩種，小者數尺，大者丈余，肚腹都是空的，一有風，便為氣流所貫，在空中飄蕩起來，儼如魚在游泳。日本人以五月為男童節（以三月為女兒節），一家有多少男童便掛多少鯉魚。這用意不用說是中國的鯉魚跳龍門的演化，但用以為端午的一種儀式，在中國不知道有沒有它的母家，或者也怕是出于誤會的轉變吧。鯉魚所跳的龍門是河津的龍門，而楚國別有江渚的龍門，即楚國的東門，所謂“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便是這南方的龍門了。因為南方也有龍門，故爾用鯉魚來表示追慕的象征吧？不過紀念屈原的意義，在日本是完全失傳了的。“鯉幟”，在日本人，是認為努力爭取功名利祿的表現。爭取功利之極則不惜犧牲他人以肥自己，這是日本人的活生生的國民教育。

鯉魚究竟還未化成龍啦。要使日本民眾知道端午節的意義是在整飭自己乃至犧牲自己以拯救正義，在東亞才能有和平出現的一天。但是，龍，說不定也可以退化而為鯉，或者確實的僵化而為石。那更是我們所不希望的。敢于改端午節為“詩人節”的詩人們，多多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