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二十五年

今年的五月四日，是“五四”的第二十五年紀念。“五四”事件已經過去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了。在這樣變動劇烈的世界中，一世紀的四分之一，可以有無窮的大變化發生。即在中國，這變動也是空前的。所以若有人在今天依舊全稱地、無擇地謳歌“五四”，自是犯了不知世界演進國家演進的愚蠢，其情可憐。然而若果五四的若干含義，在今日仍有教訓性而并未實現，或者大勢正與之相反演進，自然不必即是國家之福，其事可慮。

“五四”在當時本不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運動，自然也不是一個全無計劃的運動，不是一個單一的運動，自然也不是一個自身矛盾的運動。這個情形明顯地表現于其整個運動的成就上，所以消極方面的成就比積極方面的多。這正是許多人貶責五四運動的根據。我以為五四縱有許多弱點，許多未成熟處，但這個消極的貢獻，卻是極可寶貴的，也還是今天甚可警醒的。

何以呢？中國的存在有幾千年，自有其長處，即是說，有使他壽命如此長久的緣故。但是，這個幾千年的存在，論對外呢，究竟光榮的年代不及屈辱的年代多；論內政呢，內政的真正清明，直如四川冬天之見太陽，“生民多艱”，古今一致。所以恢復民族的固有道德，誠為必要，這是不容懷疑的。然而滌蕩傳統的瑕穢，亦為必要，這也是不容懷疑的。假如我們必須頭上肩上背上拖著一個四千年的垃圾箱，我們如何還有氣力做一個抗敵勞動的近代國民？如何還有精神去對西洋文明“迎頭趕上去”？試問明哲保身的哲學，“紅老哲”（《紅樓夢》、《老子》世故之極之哲學），虛文哲學，樣子主義，面子主義，八股主義，官僚主義，封閉五官主義，這樣一切一切的哲學和主義，哪一件不是建設近代國家的障礙物？在洗刷這些哲學和主義，自須對于傳統的物事重新估價一番。這正如尼采所說，“重估一切的價值”。自然，發動這個重新估價，自有感情的策動，而感情策動之下，必有過分的批評；但激流之下，縱有漩渦，也是邏輯上必然的，從長看來，仍是大道運行的必經階段。今人頗有以為五四當年的這樣重新估價有傷民族的自信心；不錯，民族的自信心是必須樹立的，但是，與其自信過去，而造些未曾有的歷史奇跡，以掩護著夸大狂，如何自信將來，而一步一步地作我們建國的努力？這就是說，與其寄托自信心于新石器時代或“北京人”時代，何如寄自信心于今后的一百年？把一個老大病國變成一個近代的國家，有基瑪爾的土耳其是好例。土耳其原有回教的加利弗（Califate），這是土耳其幾百年霸權遺物，在上次大戰中還有甚大的號召力，使土耳其雖敗不亡。然而基瑪爾勝利地進入君士坦丁后，毅然決然地廢止這個制度。這因為這個制度之于土耳其，對外雖有號召的大力，在內卻是徹底革新的阻礙，基瑪爾務實不務名，所以在土耳其境內廢止了它。又如中東近東人民習用的紅帽子，到屋子里也不脫的，他也為文化大同起見廢除了它。至于文學的改革、習俗的改革，處處表現出他要徹底近代化土耳其的精神。他為什么不愛惜這些“國粹”呢？正因為這些“國粹”是土耳其走向近代化的障礙物。

我何以說“五四”的若干含義在今天仍有教訓性呢？大凡時代的進展，總不免一正一反，一往一復。最近十五年，東西的若干強國——今日全是我們的敵人——各自鬧其特殊的國粹運動，我們也有我們的國粹運動，我們的國粹運動自與他們的不同，這因為我們的“國粹”與他們的“國粹”不同。我們的國粹運動所以生于近來是很可了解的，在頗小限度內，有它的用處，然若無節制地發揮起來，只是妨礙我們國家民族的近代化，其流弊無窮。隨便舉青年一事作例說吧。不是大家都說今日的青年總是犯了消沉、逐利、走險三條路嗎？要想糾正這些，絕不是用老藥方所能濟事的，無論這藥方是漢學的威儀齊莊，或是宋學的明心見性，這個都打不動他的心坎，你說你的，他做他的。要想打動他的心坎，只有以行動啟發其愛國心，啟發其祈求社會公道心，為這些事，舍生取義是容易的事。總而言之，建設近代國家無取乎中世紀主義。日本在維新之初，除去積極的走向近代化以外，又弄一套“祭政一致”、“國體明徵”的神秘法門。日本之強，是他近代化之效，而把日本造成一個神道狂，因而把日本卷入這個自殺的戰爭中，便是這神秘法門的效用。難道這是可以效法的嗎？所以中世紀主義也許可為某甲某乙以忽不勒汗的過程成其為呼圖克圖，而于全國家、全民族，是全無意義的。

“五四”的積極口號是“民主”與“科學”。在這口號中，檢討二十五年的成績，真正可嘆得很。“民主”在今天，已是世界大勢所必趨，這篇短文中無法暢談，只談談“科學”。注意科學不是“五四”的新發明，今天的自然科學家，很多立志就學遠在“五四”以前的。不過，科學成了青年的一般口號，自“五四”始，這口號很發生了它的作用，集體的自覺總比個人的嗜好力量大。所以若干研究組織之成立，若干青年科學家之成就，不能不說受這個口號的刺激。在抗戰的前夕，若干自然科學在中國已經站穩了腳，例如地質、物理、生理、生物化學，而人文社會科學之客觀研究，也有很速的進展。若不是倭鬼來擾，則以抗戰前五年的速度論，中國今天可以有幾個科學中心，可以有幾種科學很像個樣子了。即是說，科學的一般基礎算有了。恰恰暴雨狂風正來在開花的前一夕。受戰事的打擊，到了今天，工作室中徒有四壁，而人亦奄奄一息，這全是應該的，無可免的，無可怨的。一旦復員，要加倍努力趕上去。不過，今天的中國科學確有一個極大的危險，這就是，用與科學極其相反的精神以為提倡科學之動力是也。今日提倡科學之口號高唱入云，而為自然科學的建設不知在哪里？其結果只是些雜志宣傳，而這些雜志中的文學，每每充滿反科學性。大別說來，有狹隘的功利主義，這是使自然科學不能發達的。然若自然科學不能發達，應用科學又焉得立其根本？又有狂言之徒，一往夸大，他卻不知科學的第一義是不扯謊的。全部科學史告訴我們，若沒有所謂學院自由（Academic Freedom），科學的進步是不可能的。全部科學史告訴我們，近代科學是從教條、學院哲學（Scholasticism）、推測哲學（Speculative philosophy）、社會成見中解放出來的，不是反過來向這些東西倒上去的。全部科學史又告訴我們，大科學家自然也有好人，有壞人，原來好壞本自難分，有好近名的，有好小利的，原來這也情有可原，但絕沒有亂說謊話的，作夸大狂的，強不知以為知的。大科學家自然有一種共同性，這可在蓋理律（伽利略）、牛頓、達爾文、巴斯德諸人傳記中尋得之，這些人與徇祿的經生絕無任何質量的相同處。所以今日提倡科學的方法極簡單，建設幾個真正可以做工作的所在，就是說，有適宜設備的所在，而容納真正可以做科學工作的若干人于其中就夠了。此外，便只是科學家自己的事了。此外，更無任何妙法。工作的環境可以培植科學家，宣傳與運動是制造不出科學家來的。

我要提出一個“五四”的舊口號，這個口號是，“為科學而研究科學”，讀者以為我這話迂闊么？只有這才是科學的清凈法門！

（原載《大公報》，1944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