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垂老別》

唐肅宗乾元二年（759）春，郭子儀、李光弼等九個節(jié)度使的大軍在鄴城（今河南安陽）外圍潰敗后，唐政府慌忙在洛陽、潼關(guān)一帶不擇手段地拉丁抓夫，以補(bǔ)充兵力。杜甫在從洛陽經(jīng)潼關(guān)回華州任所的途中，目睹這一帶人民所承受的苦痛，寫了兩組詩，為后人稱為“三吏”、“三別”。下面這首《垂老別》是“三別”中的一首，寫一個子孫全都陣亡的老人在被征入伍時與他的老妻訣別的情景。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

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dú)完？

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

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干。

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

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

孰知是死別，且復(fù)傷其寒。

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土門壁甚堅(jiān)，杏園度亦難。

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

憶昔少壯日，遲回竟長嘆。

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

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鄉(xiāng)為樂土，安敢尚盤桓？

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全詩共三十二句，浦起龍的《讀杜心解》將其分成三段：以首段前八句為“敘出門”；中段十六句為“敘別妻”；末段后八句為“推開解譬，作死心塌地語”。蕭滌非在《杜甫詩選注》中采用此說。仇兆鰲的《杜少陵集詳注》則將全詩分成五段：以起四句“為垂老從戎而嘆”；“投杖”六句“敘出門時慷慨前往之狀”；“老妻”六句“敘臨別時夫婦繾綣之情”；“土門”八句為“慰妻而兼為自解之詞”；“萬國”八句為“傷亂而激為奮身之語”。傅庚生在《杜甫詩論》中舉引這首詩時也大致這樣分段，只把前兩段并作一段。比較而言，仇兆鰲的分段更便于理解作者構(gòu)思、謀篇的脈絡(luò)和層次，更便于窺探詩中主人公的內(nèi)心活動和感情起伏。

在寫法上，這首詩自始至終只是這位以垂老之年還不免辭家從軍的主人公的自敘和獨(dú)白。仇兆鰲指出其“通篇皆作老人語”，浦起龍稱其為“行者之詞”，都是看到了這一寫作特點(diǎn)。作者自己沒有以旁觀者身份講什么話，也沒有讓詩中的任何配角與主人公對白或作插話。詩中，有為老人的遭遇而酸辛的“同行者”，但并沒有讓他們直接表達(dá)其酸辛之情，而是由老人轉(zhuǎn)述的。詩中，還出現(xiàn)了老人向其揖別的“上官”，更沒有讓他講半句慰勉的話。詩中的“老妻”本是詩篇所寫垂老之別的主要告別對象，其地位的重要僅次于作為主角的老人。在這生離死別之際，她不可能不講些話；根據(jù)詩篇所透露，她至少曾講過勸老人努力加餐的話。但這話也不是出自她本人之口，仍是老人自述所“聞”。總之，整首詩寫的都是主人公所思、所感、所作、所見、所聞，而且只由他作自我表述。這樣，他就獨(dú)占了詩篇，讀者的注意力也就不能不只集中在他的身上。

這首詩寫法上的另一特點(diǎn)，如劉開揚(yáng)在《唐詩論文集·論杜甫的“三吏”、“三別”》中所指出，“全無比興，連寫景也沒有”。以之與“三別”中的其他兩“別”相對照，《新婚別》既以“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兩句起興，喻指所托非人；又在終篇處以眾鳥雙飛來反襯夫婦的分離。《無家別》除了在詩中以“宿鳥戀本枝”來比喻人情戀故鄉(xiāng)外，還插入幾句對空巷景物的描寫。這首《垂老別》卻只以樸素質(zhì)實(shí)的語言直述其事，直表其情，既不借助比喻來說明人物的命運(yùn)和心情，也不靠對外界景物的刻畫和環(huán)境氣氛的渲染來加濃感情色彩。詩的一開頭就單刀直入，點(diǎn)破題目。接下去，在寫到“子孫陣亡盡”這一慘絕人寰的事實(shí)時，并不多作鋪敘；在寫到“投杖出門去”這一慷慨赴義的壯舉時，也不多事描述；甚且在寫到“臥路啼”、“衣裳單”的“老妻”時，仍然不去摹寫其臥路啼哭之狀，點(diǎn)畫此歲暮天寒之景。這樣，詩筆就不枝不蔓，主要用在表述主人公的內(nèi)心活動上，從而使讀者目不旁騖地進(jìn)入詩中人物的感情世界。

詩篇著重揭示的是主人公心理上的矛盾，而這一矛盾是通過感情的跳躍和變化來展示的。從整首詩看，這位老人的感情時起時伏：忽而昂揚(yáng)，忽而低沉；忽而慷慨，忽而纏綿；忽而決絕，忽而遲回。詩中，既有苦語，也有壯語，交相雜糅在一起，以表露其復(fù)雜曲折的心事。這正如蔣弱六所說，“通首心事，千回百折，似竟去又似難去”（《杜詩鏡銓》引）。

詩的發(fā)端四句是國仇家恨交織成的血淚之詞，而在極端悲憤沉痛中卻殿以“焉用身獨(dú)完”一句，把感情振起。第二段六句中，從“同行為辛酸”，“所悲骨髓干”兩句，可見垂老從軍之可悲，而又以“投杖出門去”及“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三句，表現(xiàn)其慷慨就道，壯心猶在。十句詩合起來看，其中的“垂老”句、“子孫”句、“同行”句、“所悲”句都是悲苦之音，“焉用”句，“投杖”句以及“男兒”兩句則是豪壯之辭。詩中的主人公正是在這悲與壯兩種感情的錯疊中告別家園、身赴國難的。

第三段六句寫與妻子訣別。當(dāng)“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這怵目傷心的一幕展現(xiàn)在詩中主人公的面前時，他的心又一下子沉了下去。“孰知是死別”、“此去必不歸”兩句，則是以重復(fù)和加重的語句說明此去必不可能生還。但既分明知道當(dāng)前的相別就是死別，仍然夫憐妻衣單，妻勸夫加餐，如邵子湘所說，“互相憐痛，聲情宛然”（《杜詩鏡銓》引）。這幾句詩把這一對老年夫妻的告別寫得凄惋纏綿，與上文“別上官”的描述正成對比，變慷慨揖別的情狀為難舍難分的場景。下面第四段八句正是為了從這一感情低潮中有以自拔而作的寬解之詞、曠達(dá)之想。八句的前四句是說此去還不至立即戰(zhàn)死。據(jù)《通鑒》記載，當(dāng)時從鄴城敗退的朔方軍斷河陽橋以保守洛陽；所以這位老人說，這次或去守壁壘堅(jiān)固的土門（在今河南孟縣南），或去守難以搶渡的杏園渡口（在今河南汲縣東南），與在鄴城作戰(zhàn)，一守一攻，形勢有所不同，因而歸結(jié)為“縱死時猶寬”。句中的“縱死”兩字遙承前面所說的“死別”與“必不歸”，“時猶寬”只是說死期還有若干時日而已。這里，以此來自我寬解或安慰妻子，實(shí)是在這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得說這樣無可奈何的話。至于這一段的后四句，則是再換一個角度來作寬解。“人生”兩句是說人生離合無常，命運(yùn)注定要老來相別或壯年相別，非自己所能擇選。這本是試圖作曠達(dá)想，但從下兩句詩看，卻因此引起了對昔年的回憶，不禁為之遲回長嘆。其所憶、所嘆是當(dāng)年的青春歲月，也包括往日夫妻子女歡聚的家庭生活以及開元、天寶年間的太平景象，這些已經(jīng)一去不復(fù)返了。

最后一段八句，則寫詩中主人公終于克服了依戀、低回之情，重下決心，別家而去。這是因?yàn)樗叛鄞缶郑氲?ldquo;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國土正在受到蹂躪；看到“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人民正在受到屠殺；深知在此國家、人民災(zāi)難深重之際，不可能還有個人的樂土，不應(yīng)當(dāng)再以身家為念。大義所在，理應(yīng)一往直前，哪敢尚自遲疑不決，盤桓不去呢？但是，以垂老之年訣別衣單身寒而又已無子孫照顧的老妻，走上必不生還的道路，究竟是人間的悲劇。在他已下決心“棄絕蓬室居”時，又不能不為之“塌然摧肺肝”。這一思想上、感情上的矛盾是符合人之常情，也符合這位主人公的心理狀態(tài)的。這首詩中人物的矛盾，也正是作者的矛盾。關(guān)懷人民疾苦的杜甫當(dāng)然反對那極不合理、極為殘酷的兵役制度。在他寫《兵車行》、《前出塞九首》等詩時，他的這一思想與他的反對窮兵黷武的思想結(jié)合為一，是只有痛恨、譴責(zé)，沒有矛盾的。但在安史亂后，系心國家存亡、民族命運(yùn)的杜甫，在寫“三吏”、“三別”時，一方面看到比起天寶末年來更加慘無人道的強(qiáng)抓民夫的做法，為人民帶來了難以負(fù)荷的巨大痛苦，一方面又深感局勢危急，國難當(dāng)頭，作為人民，有服兵役、執(zhí)干戈、守土救亡的職責(zé)。因此，在他執(zhí)筆之時，既要揭露當(dāng)時強(qiáng)制抓丁拉夫的罪惡，又要歌頌人民不顧身家、奔赴國難的愛國行動。這兩者間的矛盾不能不反映在詩篇中，成為詩中人物的矛盾。

這樣的詩，確如王嗣奭在《杜臆》中所說：“非親見不能作，他人雖親見亦不能作。公以事至東都，目擊成詩……遂下千秋之淚。”這是說，杜甫既有親身的生活體驗(yàn)，又有愛民憂國的深厚感情，加上他的創(chuàng)作才能和藝術(shù)修養(yǎng)，才可能寫出這樣不朽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