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懷古跡

杜甫

大歷元年(766)作于夔州，乃借古跡以詠懷，五詩每首各詠一人，分別為庾信、宋玉、王昭君、劉備、諸葛亮。茲錄其一、其三。

支離東北風塵際，飄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庚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此首詠庾信而感懷身世。蓋庾信因侯景之亂流寓江陵，嘗居宋玉之宅，其生平與詩人尤多相似之處。陳寅恪說“杜公此詩實一《哀江南賦》縮本，其中以自己比庾信，以玄宗比梁武，以安祿山比侯景。今以無賴之語屬之羯胡，則知杜公之意，庾信賦中‘無賴子弟’一語乃指侯景而言”(《金明館叢稿》二)。

首聯概述自安史始亂至今十二年漂泊流離的生涯，兼關庾信。上句言流離始于安史之亂(“東北風塵”)，下句言至今尚淹留西南也。仇引顧注：“東北純是風塵，西南尚留天地”，理解大體準確，今人或兩句互文者不切實際。二句涵蓋時空，各有偏重，始耐讀。

次聯落到目前流寓夔州的處境，亦關庾信。上句言淹滯三峽，徒送日月;下句言地處邊鄙，風俗自殊。“三峽樓臺”、“五溪衣服”字面刷色好看，但按之實際，前者指西閣——實傍崖筑室，非華麗之樓臺也;后者以衣服代指峽區土著人，“五溪(蠻)”本湖廣間土著，史(《后漢書》)載其好五彩衣服，故借用也。鋪彩屬文，無非虛幻著色;字里行間，盡是戀闕之意。

三聯遙承首聯痛恨禍首，感傷遭際，詩人自身與庾信合一。《哀江南賦》云：“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無賴”本謂侯景，“羯胡”則指安祿山。梁武因信用侯景而亡，玄宗則以信用祿山致亂，而庾信和詩人自己則“藐是流離，至于暮齒”。既“哀時”不幸、又自傷“未還”，故著“且”字，而概括了雙方的情形，備極頓挫沉郁。

末聯感慨作結，明言庾信，兼及自身。蓋庾信仕梁，以侯景之亂，遂奔江陵，梁元帝即位江陵，遣信使西魏，適值西魏攻梁，陷江陵，信遂留北朝達二十七年之久，所以說他“平生最蕭瑟”。信在梁時與徐陵齊名，文并綺艷，號“徐庾體”;及入北朝，風格大變，常有鄉關之思，《哀江南賦》即代表作，所以說是“暮年詩賦動江關”，此即論詩絕句所謂“庾信文章老更成”;而杜甫晚年在蜀的情況也差不多，他自謂“老去詩篇渾漫與”、“晚節漸于詩律細”。這兩句無意道出一個極其深刻的道理，即作家的創作與其經歷有密切關系，所謂“暮年詩賦動江關”，實在是艱難玉成，不白蕭瑟，幸乎不幸，詩人似乎重在言“平生蕭瑟”之不幸，而后世端重其“暮年詩賦動江關”之大幸。使人想起白居易說“可憐荒隴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此詩的最大價值，也就在于它傳神地塑造出庾信與杜甫兩大作家的雙人像。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此詩詠王昭君悲劇身世，兼寄一己之同情。據《清統志》，昭君村在荊州府歸州(今湖北秭歸)東北四十里，即香溪。而據宋代做過夔州太守的王十朋說，按當時圖經，昭君村歸州有，巫山亦有，在神女廟下，故杜甫詩云“若言巫山女粗丑，安得此有昭君村?”(說見《梅溪集·昭君村》自注)詩中“荊門”當指唐代荊州荊門縣(今荊門市)，而非湖北宜都的荊門山。

首聯從地靈說入，前人謂“發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謂山水逶迤，鐘靈毓秀，始產—明妃，說得窈窕紅顏驚天動地。”(吳瞻泰)這種鄭重的寫法，也增加了全詩的悲劇氣氛。

次聯概括昭君出塞，死葬青冢之始末，從《恨賦》中來——“明妃去時，仰天嘆息，紫臺(指漢宮)稍遠，關山無極;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青冢在今內蒙呼和浩特市南，《琴操》說“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獨青”，這一傳說飽含人民對昭君的同情。兩句用流水對，“一去”明不返矣;“連”字明關山無極矣;“獨留”明其孤單;“向黃昏”連文，則將時間概念轉為空間意象，在讀者眼前展開一片胡地黃昏的天幕，獨有那小小孤冢以其特有的青青之色，引人注目。

三聯寫昭君之恨。昭君之恨一在不得相知，而漢元帝也就成為從來昏憒之主的一面鏡子。昭君之恨又并不僅在不得于君，其恨之二是去國懷鄉之恨。所以下句有“環佩空歸月夜魂”之想，寫出更深一層的悲哀，充滿故國之思，愛國之情。日本電影《望鄉》片末，有一個令人難忘的鏡頭，當女記者終于找到南洋姐們的墳墓，旁白是刺人心腸的——“她們背向著天朝長眠地下了”，——“獨留青冢向黃昏”啊。她們背對天朝，是有怨恨的，但這怨恨不正來自一種最難割斷的情根?又焉知她們的怨魂不在月光如水的夜晚飄洋過海，“冥冥歸去無人管”呢?

末聯感慨道，自今從仍作胡語的琵琶聲中，分明還聽得出曲中的怨情。這表明詩人堪稱昭君千古知音，同時也傳達出昭君寂寞千載之感。因為昭君淚中也有杜甫的淚，昭君的寂寞也是杜甫的寂寞。此詩的最大價值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昭君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