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文化中的政治道德思想

政治道德不僅是政治文明建設的理論基礎，也是政治文明的基本價值目標。相比中國傳統政治道德思想，西方政治道德思想也是源遠流長。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梳理和考察西方政治道德思想的歷史演變，對于當代中國政治道德建設具有重要啟示和借鑒作用。

（一）古希臘政治道德思想

古希臘思想家十分重視政治美德在政治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古希臘哲人審視社會政治生活和考量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時，常把正義看作秩序的象征。最早赫拉克利特強調“正義就是斗爭”，反映了奴隸主民主派反對舊傳統的要求。畢達哥拉斯宣揚美德乃是“和諧”，主張維護舊傳統和舊道德。德謨克利特在其樸素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感覺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幸福論倫理思想，強調快樂和幸福是人們應做和不應做的道德標準。柏拉圖則繼承蘇格拉底的“善觀念”論，建立了理念論倫理思想體系，并闡述了維護奴隸制等級的智慧、勇敢、節制、正義“四主德”理論。在蘇格拉底“知識就是美德”的指引下，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從個人與城邦兩個層面分別推演出“個人的正義”與“城邦的正義”，并把正義視作個人與城邦的美德。柏拉圖把人的品性的和諧視作個人道德的最高與最理想的境界。同時他還相信，個人是城邦的縮影，城邦是個人的擴大，城邦和個人是同構的。城邦也同樣存在不同的要素，其公正有序的狀態就構成了城邦的正義。在一個城邦里，哲學家最有智慧，柏拉圖憧憬著由美德與知識化身的“哲學王”治國。

然而，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柏拉圖的政治理念過于理想主義。亞里士多德不滿足于在“理念”中構建遙不可及的“理想國”，不贊同用虛無縹緲的理想原則剪裁和批判現實的政治制度，把思維的中心轉向了現實的“實體”，從政治與倫理、個人與城邦、人的理性、德性與政治性等的內在關聯上，把柏拉圖的美德政治倫理轉向了目的論的軌道，因為他相信“世上一切學問（知識）和技術，其終極（目的）各有一善”。亞里士多德不滿足于前輩對人性抽象的“理性人”“道德人”假設，試圖賦予其“政治人”的屬性，指出“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人是政治的動物，天生要過共同的生活”。亞里士多德強調公正與正義關涉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及其權利與利益的分配。他提出了兩種不同的正義：第一種是“分配正義”，分配正義可以根據每個人不同的地位、財產、能力和貢獻而給予不同的待遇，體現的是“比值相等”；第二種是“矯正正義”，矯正正義要求無差別地對一切人給予均等的對待，反映的是“數量相等”。亞里士多德的美德政治倫理思想，對后世有著深刻的影響。

（二）中世紀政治道德思想

日耳曼人滅亡了羅馬帝國，同時也摧毀了羅馬文明，并建立了一套采邑制度，在采邑制的基礎上，形成了封建等級制度。中世紀歐洲的政治制度是很不完善的封建制度，政治上是分散割據的，社會沒有安全和秩序可言。中世紀的歐洲人長期生活在沒有保障的社會里，精神不免走向悲觀和虛無，這正好為宗教的盛行鋪平了道路。政治由世俗政治走向神權政治，政治倫理問題也不可避免地披上了神性的外衣。教會開始擁有精神方面的領導權，掌管世俗世界的倫理和信仰。教會自成體系，在宗教、政治、司法、道德、文化方面都具有重要影響。專制制度使政治權威凌駕于普通公眾之上，其合法性也只能來源于神秘的力量。

中世紀的政治道德思想主要是在基督教神學的形式下闡述的。如權力、法律、臣民、服從、義務等概念，都是在神學的體系內得到討論的?；浇汤碚摰暮诵闹皇钦壤砟睿@一理念相信上帝之國必將來臨而基督徒最后會獲得終極解救。拯救是要人通過苦難和負罪意識，認識上帝的恩典，以便讓上帝引導自己，最終回歸上帝，脫離苦難和罪惡。

中世紀政治道德的首要問題是處理教權與俗權的關系以及各自的依據、界限等問題。經院哲學的代表人物托馬斯·阿奎那指出一個社會的幸福和繁榮在于保全它的團結一致，或者說，在于和平。所以，政治的首要目的在于和平與團結一致。如果由許多人共同掌握政府權力，由于意見分歧，永遠也不能產生社會的統一。為了要實現社會的團結統一，就必須把政府權力交給一個人來掌握。阿奎那認為人類追求兩種幸福生活：塵世的幸福生活和天堂的幸福生活。阿奎那并不完全否定塵世幸福生活的意義，但只是將其視為導致天堂幸福生活的必要準備和前提。只有天堂的幸福生活才是人生的最終目的。要達到這種幸福生活，就需要教會神甫們的精神指導，特別是羅馬教皇的指導?；浇淌澜绲囊磺芯醵夹枰芙袒实闹?。在拯救靈魂的事情方面，應首先服從宗教權力，然后服從世俗權力。凡是不服從教會和羅馬教皇的君主就是暴君，教皇和教會有權廢黜這種暴君?！半m然神學政治倫理觀有著強烈的唯心主義和宿命論的色彩，但是它是西方政治倫理觀承前啟后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它在一定程度上摒棄了古希臘的倫理說教，徑直關注不同權力與權威比如王權與教權、不同組織比如教會與國家的相互關系，直接影響后世對權力、對國家、對國家與社會相互關系等的合法性、合理性與合道德性的認識?！?/p>

（三）近代西方政治道德思想

西方近代史是從文藝復興運動開始的。資產階級用人文主義思想反對封建神學，把人從上帝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強調理性、自由和平等，追求個人的幸福，在政治道德思想史上大放異彩。

非道德主義的政治道德思想。在西方政治道德思想的發展歷史上，出現了一種摒棄道德規范，否認道德的存在及其社會作用的非道德主義理論。非道德主義源于古希臘的懷疑論和某些詭辯論者的倫理思想，其著名代表是馬基雅維利，《君主論》是其代表作。馬基雅維利的非道德主義思想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根本目的是為當時四分五裂、內憂外困的意大利尋求統一和秩序。務實的馬基雅維利把這一重擔交給了君主，并不惜背負罵名地想把非道德的權力論運用到君主的立國、治國、強國的政治實踐中去。他建議君主要秉承“善要慢慢給予，惡要一次做盡”的理念，嫻熟地效法狐貍和獅子，善于采取暴力和欺騙相結合的方法，牢牢控制軍隊和法律這兩大工具。

《君主論》將君王的政治行為和倫理行為截然分開，直言不諱地否定一般公認的道德。它認為，人們必須承認世界上有兩種斗爭方法，一種是運用法律，一種是運用武力。前種方法是人類特有的理性行為，而后者則是獸性行為。在當時的社會現實面前，前者常常使人力不從心，迫使人們必須訴諸后者。這就要求君王必須懂得如何善于運用野獸的行為進行斗爭，做君王的如果總是善良，就肯定會滅亡，他必須狡猾如狐貍，兇猛如獅子。獅子不能防御陷阱，狐貍不能抗拒豺狼，所以，君主做狐貍是要發現陷阱，做獅子是要嚇走豺狼。

《君主論》主張一個君主為了達到自己的事業或統治目的，不要怕留下惡名，應該大刀闊斧，使用暴力手段解決那些不用暴力就解決不了的事，不必要守信義，倫理道德可以拋棄不管，因為目的高于手段。在守信義有好處時，君王應當守信義。當遵守信義反而對自己不利時，或者原來自己守信義的理由不復存在的時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統治者絕對不能，也不應當遵守信義。它還告訴君王：“必須學會將這種品格掩飾好?！北仨毩晳T于混充善者，做口是心非的偽君子。

《君主論》還主張君主應當顯得虔信宗教。使宗教在國家中占有顯要的地位，這并不是因為宗教的真實性，而在于它是聯系社會的紐帶。《君主論》中關于教會王國的論述中指出：“教會王國在取得政權以后，便受到宗教習慣的保護，這種君王不需要有軍隊，因為他們有人心所不能企及的崇高大義所支持?！彼麄冿@然是由上帝所樹立，也是由上帝所把守著，如果輕易地對它加以評論，那就是狂妄無知的行為。

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比較了各種軍隊的特點與優劣，強調了建立自己的軍隊的必要性，同時還描述了君主在軍事方面的責任，一針見血地揭露了雇傭軍、援軍以及混合軍對君主的危害，呼吁君主建立自己的軍隊以保衛國家與人民。馬基雅維利在書中還詳細描繪了君王的治國之道，強調君主應該是殘酷的、令人畏懼的，以及一位賢明的君主在維持國家方面的重要性。

在政治手段問題上，馬基雅維利認為，用注定要失敗的方法去追求某個政治目標是徒勞的，即使為了一個很好的目的，也必須要選擇能夠實現它的手段。手段是達到目的的方法，不要去管手段本身給人的感覺是善與惡，而要按照純粹的科學方式去處理。成功的意義在于達到目的，不管這個目的是什么。假若世界上有一門“成功學”，專門研究惡人的成功，肯定會和研究善人的成功做得同樣好。因為惡人成功的事例相比圣賢成功的事例并不少，有時反而更多。如果這門學科成立，對圣賢和惡人同樣有用，因為圣賢一旦涉及政治，必定同惡人一樣，希望自己成功。

馬基雅維利的非道德主義的政治倫理矛頭直指美德政治倫理，認為后者以倫理為本位、重理想輕實際、目的與手段不分、忽視統治術等弊端。馬基雅維利以權力為中心，拋棄了政治對道德的承諾，把政治問題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著力宣揚“目的證明手段之正確”。馬基雅維利強調，政治的目的是權力，維護與獲取權力的手段只具有工具的價值，無所謂道德不道德，道德不應該是政治家的緊箍咒。

非道德主義的政治倫理觀一大進步是把政治從天國拉回到人間，使政治倫理真正走向了世俗化，開啟了西方政治倫理思想的重大轉向。但是，非道德主義的政治倫理觀畢竟存在諸多局限。對權力過分的推崇，對政治權術毫不掩飾的描述，使得非道德主義的政治倫理觀在西方近代以降的政治學和政治哲學發展中并未成為主流。然而，非道德主義的政治倫理觀影響深遠，19世紀后半葉，德國哲學家尼采提出要否認一切道德，認為“弱肉強食”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道德對此無能為力。尼采要求消滅傳統的和現存的一切道德規范，完全置身于道德約束之外，把非道德主義發展成為一種系統的理論，并在20世紀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和暴行中得到公開的、充分的表現。

古典自由主義政治道德思想。17、18世紀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思想家們為新的社會政治制度、新的生存境況與“天賦權利”搖旗吶喊，并著力論證其合法性、合理性與合道德性，其思想武器就是自然法與社會契約論。近代西方政治道德思想的主要形態是契約倫理。霍布斯，洛克和盧梭，都把契約看作政治制度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他們的契約理論是從總體上闡釋政治權利和政治權力關系的理論前提。而他們的契約倫理又都是以對“人性”的“合理”解釋為基礎的。所以，“符合人性”就成為契約政治的根本倫理價值追求。雖然都在講“人性”，但什么是“人性”？對這個問題，在霍布斯、洛克和盧梭那里卻有著不同的說明?；舨妓埂⒙蹇撕捅R梭三個人所設定的“人的自然狀態”是三種不同的“生活場景”?！巴ㄟ^論及自然狀態的缺陷、不便來論證社會狀態之必須與必要，都是從自然法中引申出人的自然權利——生命、財產、自由、平等、安全，都把政治共同體視為契約的產物，都極為推崇秩序的價值，都規定了國家應擔負起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公民權利特別是財產權利的職責?！?/p>

當然，不同的契約論者對這些價值有著不同的偏愛?；舨妓箯娬{的是“安全與秩序”，洛克強調“自由”，盧梭強調“平等與民主”，孟德斯鳩強調“法的精神”。在霍布斯看來，保全生命和維護生命安全是最基本的政治德性（倫理），也即政治價值。如果一個政治共同體不能為保全那里的人們的生命和安全有所作為，不能制止或者結束常年的戰爭和內亂，不能有效且合理地解決國家和社會內部的紛爭和沖突，這個共同體就是一個沒有政治德性的、無意義的共同體，它就形同虛設，也就沒有人會尊重它的權威和關注它的存在。這應該說是社會和人們對國家和政府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期望。洛克認為，人人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任何人都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為了保障天賦人權的實現，人們便訂立了社會契約，建立政治組織，組成國家。政治權力來源于人們天生權利的讓與，政府行使國家權力的目的就在于保護人們的自由、生命和財產。盧梭強調平等，這應該被看作是在洛克的自由基礎上提出的更高一個層次的倫理問題。對于政治和道德的關系，盧梭說：“必須通過人去研究社會，通過社會去研究人；企圖把政治和道德分開來研究的人，結果是這兩種東西一樣也弄不明白。”盧梭認為只有消滅了個人觀念以及個人的私有財產，才能達到真正的人人平等，個人才能真正獲得自由。盧梭的設定把政治倫理問題以徹底否定的方式推到了極致之點。孟德斯鳩最重要的貢獻是對資產階級的國家和法的學說做出了卓越貢獻，孟德斯鳩在洛克分權思想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三權分立”學說。孟德斯鳩特別強調法的功能，認為法律是理性的體現。孟德斯鳩提倡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但同時又強調自由的實現要受法律的制約。孟德斯鳩說“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能夠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為其他人也同樣會有這個權利。”其中還提出了“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氣候對一個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風俗等會產生巨大影響，認為土壤同居民性格之間，尤其同民族的政治制度之間有非常密切的聯系，認為國家疆域的大小同國家政治制度有極密切的聯系。

功利主義政治道德思想。18世紀中后期到19世紀末，通過革命資本主義制度先后在各國確立。資產階級政治道德思想由“應然”轉變到了“實然”。然而，帶有嚴重革命理想主義色彩的古典自由主義政治道德思想已經不能滿足資本主義經濟追逐利潤的本性，故要求在政治哲學上做出相應的改變。在此背景下，功利主義政治道德思想登上了歷史舞臺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指導思想。

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認為人應該做出能“達到最大善”的行為，所謂最大善的計算則必須依靠此行為所涉及的每個個體之苦樂感覺的總和，其中每個個體都被視為具有相同分量，且快樂與痛苦是能夠換算的，痛苦僅是“負的快樂”。不同于一般的倫理學說，功利主義不考慮一個人行為的動機與手段，僅考慮一個人行為的結果對最大快樂值的影響。能增加最大快樂值的即是善；反之即為惡。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邊沁和密爾都認為：人類的行為完全以快樂和痛苦為動機。密爾認為：人類行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對幸福的促進就成為判斷人的一切行為的標準。

邊沁以所謂功利原理和自利選擇原理為依據，在經濟方面鼓吹自由放任主義。他認為，在經濟活動中應以個人的活動自由為原則，國家應為之事，只限于保護個人活動的自由和保護私有財產的安全，除此之外，不應做任何干涉。按照邊沁的解釋，在經濟上實行自由放任，生產上將會得到最大量，分配上將越趨于平等，從而使幸福也達到最大量。如果安全與平等不能兩立，就必須放棄平等，而維護私有財產的安全。國家僅是“守夜人”的角色，對經濟不應多加干涉，通過法律對國家的權力和職責進行了明確的限制。功利主義為資產階級樹立了新的價值標尺，在理論上論證了資本家追逐利潤、滿足貪欲的合理性。

（四）現代西方政治道德思想

在功利主義的推動下，19世紀末，傳統自由主義獲得了它的現代形式，并一直發展到現在。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很多學者的價值選擇，偏重于“個人自由”。這應該說在思想價值的正當性上是符合西方近代思想傳統的，也是符合西方國家政治價值和政治理念逐步失落而產生的實際倫理價值需求的。實際上，20世紀西方的政治價值和政治倫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思想和運作模式已經遠離霍布斯、洛克和盧梭的時代?，F實政治中黨派私利集團化、社會結構集團化的趨勢十分熾烈。隨著資本所役使的技術的操縱力的日益強大，個人被資本所役使的非自由狀態的新模式也日益增加。這些情況一再被存在主義派思想家和其他著作家所揭示和抨擊。這說明，自由重新成為一個處于一般情況下的日常生活中的大眾所稀缺的倫理價值。因而，對它的執著和強調也就不足為奇了。

“新自由主義和保守自由主義不僅是在理論傾向上存在著差異和對立，而且在諸多具體問題上特別對正義、對權利與善、對自由與平等基本價值范疇的理解上也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北热?，羅爾斯和諾齊克之間關于正義問題的論爭，實際上是圍繞自由與平等這兩種價值的優先性的爭論。在《正義論》中，羅爾斯強調平等的優先性。他的基本觀點是：人們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必須是平等的；在現實中人們享有社會價值的份額可以是不平等的，但這種不平等必須符合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并且盡可能地縮小這種不平等的差距。他試圖將“機會均等”和“結果均等”統一協調起來，主張實質性的平等而非程序意義上的平等。與此相反，在《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中，諾齊克認為，把本來不平等地屬于每一個人的利益進行平等的分配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一種人為強制的平等是最不可忍受和饒恕的，從而把自由視為首要價值。當代保守主義最著名的代表薩托利對自由與平等關系的看法耐人尋味：“平等既可以成為自由的最佳補充，也可以成為它最兇惡的敵人。平等與自由的關系是一種既愛又憎的關系，這取決于我們所要求的是與差異相適應的平等，還是在每一項差異中找出不平等來的平等。平等越是等于相同，被如此理解的平等就越能煽動起多樣化、自主精神、杰出人物，歸根到底也是對自由的厭惡?！痹俦热?，自由主義堅持“權利優先于善”“正義對效率與福利的優先”的義務倫理觀，極力批判功利主義的目的論的倫理觀，卻又遭到社群主義者“善優先于權利”的反批判?！八枷爰姵?、派別林立、爭論不斷的現代自由主義在把西方權利政治倫理推進一個新階段的同時，也把資本主義制度雕飾與裝扮得富有‘人性’與‘道德’。當然，這只是自由主義者的一廂情愿，由于制度本身的詬病，他們的設計與籌劃還難以實現合情合理，因而不斷遭到批判與解構。”

整體來說，近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政治道德思想，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政治法律制度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是資本主義國家整合多元價值、維護政治統治、規范民眾行為的重要工具。一方面，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的資本主義政治道德思想，作為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和宗教神學的思想武器具有歷史進步意義，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思想成果。文藝復興運動宣揚人類理性、個性解放，反對宗教神性、禁欲束縛、等級桎梏，啟蒙運動倡導天賦人權、自然平等、生而自由、社會契約、主權在民等思想主張，這些政治價值訴求，動搖了專制統治的精神支柱，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先導和重要推動力。資本主義政治道德思想的形成過程內嵌于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同時積極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另一方面，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的資本主義政治道德思想，作為資產階級進行政治統治和思想控制的工具呈現出抽象人性論、價值絕對化和階級欺騙性的特性，體現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唯心性與虛偽性?！白杂?、平等、博愛”的政治道德主張源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擺脫宗教神權束縛與封建專制禁錮的斗爭需要，卻在遵循資本邏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增殖運動中走向自身的反面，日益暴露出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與極端個人主義的價值特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價值讓位于金錢并成為謀利的幌子，拜金主義是資本的必然邏輯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歸宿。資本主義的政治腐化、經濟欺詐、文化墮落、道德淪喪，都可以在拜金主義中找到思想根源。資本邏輯主導下的極端個人主義，在經濟上主張“個人利益至上”，將個人特殊私利凌駕于社會、集體和他人利益之上；在政治上主張“個人意見第一”，將個人意見置于對國家、民族的共同責任之上；在生活上主張“個性張揚為先”，將個性張揚置于組織規范與社會秩序之上，由此可能墮入道德虛無主義。在當代世界，資產階級以抽象的人性論為依據，以絕對的普遍性為方法，對內超階級地宣揚自由、民主、平等、人權以掩飾階級矛盾；對外借助其話語霸權，把反映資產階級整體利益和價值訴求的價值觀說成是代表整個人類社會普遍利益的“普世價值”，向全世界兜售。這種用“普遍”的形式掩蓋其“特殊”的階級訴求和階級內容的方式，具有很強的虛偽性與欺騙性?？傊?，對于資本主義政治道德思想，我們應該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既要承認它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意義，批判地吸收其合理因素；又要認清資本主義政治道德思想維護資產階級根本利益和政治統治的階級本質，劃清社會主義政治道德思想與資本主義政治道德思想的界限，先進的內容可以大膽借鑒和吸收，腐朽的內容更應大膽地批判和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