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佛教·相異相斥相融—儒與佛之關系·儒佛之相異

儒本是中國古代從巫、祝、卜、史中分化出來的，以道德和六藝(中國古代的禮、樂、射、御、書、數六種才能和技藝)教民的學術之士，后遞嬗演變出以“祖述堯舜，憲章(效法)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漢書·藝文志》)為特征的，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占有特別重要地位的孔子儒家學派。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學逐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思想文化中的正統學派。凡是信奉孔孟之道的人，都被稱之為“儒道”。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體，高揚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旗，自始至終表現出一種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人文主義精神。而這種精神既浸透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又體現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

佛教作為一種宗教，它既有宗教信仰，又有為信仰作論證的神學理論，還有表達信徒宗教感情的禮儀活動和規范信徒生活的組織與制度等等，諸要素彼此聯系，使佛教呈現出立體化的層次結構。佛教的神學理論是建立在現實人生“一切皆苦”的基礎上的。它的最高理想是要人通過證悟佛法而達到涅槃境界，從生死輪回的痛苦中解脫出來。基于此，佛教始終表現出一種出世精神，它與儒學積極入世的人文主義精神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和直接的對立。追求出世的佛教和積極入世的儒家是兩種不同的思想體系，它們在宇宙觀、社會觀和人生觀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它們的理想、目標以及實現的途徑、方法等也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在宇宙觀上，儒學立足于現實世界，認為現實的一切—從宇宙自然乃至于人—都是真實的存在，人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會的人，人生活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就不能不重視人與天(宇宙自然)的關系。儒家自荀子始，就極力探討人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起源與存在的奧秘，并從天人合一的角度出發，以天道來規定人道，以人道來體認天道，從而將天地萬物和人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佛教則從“緣起論”出發，認為現實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緣和合而成的。因緣，即關系與條件。佛教認為，一切事物或現象的生起都是一種相互依存、互為因果、互為條件的關系。佛陀形象地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宇宙萬物都是由因緣和合而成的。“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佛教史上這首著名的“三是偈”深刻地揭示了佛教對宇宙世界的根本看法，萬事萬物由因緣而生，依空而住，本無自性。正因為性空，所以由因緣和合而生的天地萬物都是虛假不實的幻象、假象。人無需去認識這貌似熱鬧，實際上本性空無的大千世界。

在人生觀上，儒學認為，人生是真實的生命流程，生命對人來說只有一次。人既然來到這個世界，就應該珍惜生命，充實自己，完善人生，有利社會。具體說來，就應當在修身養性的基礎上，進一步做到齊家、治國、平天下，使有限的人生通過“立德”、“立功”、“立言”而放射出無限的光芒。佛教則認為，從人的生命構成看，人本身就是五蘊(色、受、想、行、識)和合的結果，因此，人生從根本上說也是“空”，是假而非真，生命無意義。從生命的流程看，人生又是一個念念無住的運轉過程，具體表現為十二因緣所構成的三世二重因果。十二因緣包括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等十二個部分，稱為“十二支”或“十二有支”。十二因緣的具體內容與關系是：無明，即愚昧無知，指對佛理的無知。佛教認為這是原始以來就有的，是一切痛苦的總根源。行，指由于無明而引起的各種行為。無明與行是過去世的二因，導致了現在世的識、名色、六處、觸、受五果。識，為托胎時的心識。名色，名指心，即精神;色指形體、肉體，名色就是指胎兒已具身心的生命體。六處，又名六根或六入，指眼、耳、鼻、舌、身，意，即五種感覺器官再加思維器官(心)。這里是指具備了身心的胎兒進一步發育出各種認識器官，處于即將誕生的階段。觸，即接觸，指胎兒出生后六種認識器官與外界事物相接觸，相當于幼兒階段。受，感受，指六種認識器官與外界事物接觸而獲得愛、取、有等感愛，相當于童年階段。愛，即貪愛，主要指由感受而引起的物質貪欲與男女情愛等，相當于青年階段。取，指追求執取，即貪愛而引起的對可供享受之物的追求執取，相當于成年階段。有，指思想和行為的實有。佛教認為，貪愛與執取，即身、口、意所造之業，必然會招致相應的果報，就其能招致果報而言，名之為“有”。愛、取、有是現在世三因，導致了未來世生、老死二果。生，即誕生，指由愛、取、有而產生的果報，即導致了末世的再生。老死，有生即有死，來世之生仍將趨于老死。佛教認為，人生就是由上述十二個環節所構成的流轉過程。人要擺脫生死輪回之苦，就要皈依佛教，出家修行，消除無明，就能依次消滅行、識……乃至生和老死，從而達到涅槃境界，獲得解脫。因此，佛教從十二因緣出發，在人生觀上，以否定現實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為重要特征。

從社會觀上看，儒學重人倫、重群體。孔子創立的儒學從一開始就強調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實現人的必要性。由于家庭是人類最初最重要的社會關系，也是中國小農經濟的宗法社會一切社會關系的基礎，因此，孝悌便成為調整人與人的關系以實現人的根本條件，由家庭擴大到國家，孝也就發展為忠。秦漢時，隨著統一的封建國家的建立，協調社會上下左右各種人際關系的倫理規范也就被強化為三綱五常的道德戒條而與統治集團結下了不解之緣。儒學不僅強調倫理規范，而且強調王道政治，孔孟“仁政”、“德治”的治國之方，為后世儒家所遵從。佛教則強調出世，以出家修行為高尚，以“遠離世俗”、“不問世事”相標榜，特別是印度佛教視人世如火宅，要人拋棄一切世俗的利益，不關心社會事務，只追求個人的涅槃解脫。

基于宇宙觀、社會觀以及人生觀上的差異，佛教與儒學在理想目標及其實現的途徑、方法上也存在著鮮明的反差。

儒學以成賢成圣為理想目標，佛教則以解脫成佛為人生目的。如何實現理想目標? 儒學強調要通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的修身，在自我道德完善的基礎上來積極入世，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圣賢具有雙重品格，既是道德高尚的完人，又是治理天下的高手。佛教則認為，個人在心中證得菩提是成佛的必要條件，佛教的崇拜對象佛陀，從本義上講就是覺悟了宇宙人生真諦的智者。后來，到大乘佛教時，佛陀又被神話而成為全智全能、神通廣大、威力無比而又大慈大悲的至上神。目標不同，途徑和方法也不同。儒學認為，要成賢成圣，須從修心養性開始，以培養人的善端著手，學以成性，習以成性，存心養性，最終變化氣質。佛教則認為成佛之道在于慧解脫，而慧解脫則體現在八正道、三學和六度之中。八正道是指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八正道可以歸結為“三學”。三學指戒、定、慧。隨著佛教的進一步發展，三學又進一步擴展為“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前四度為戒，禪定為定，智慧為慧。六度為大乘佛教的主要的成佛方法，而智慧尤為大乘佛教所重視。相傳，釋迦牟尼出家修行，經六年苦行，身體消瘦，形同朽木，但仍沒有得道的跡象，他認識到苦行的無益，遂改修靜坐冥想，既不靠苦行，也不靠信仰，而是靠智慧、覺悟來把握人生的真諦，最終在菩提伽耶的畢缽羅樹下證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獲得了解脫。從此，人們稱他為佛陀，簡稱為佛。佛陀，是梵文Buddha的音譯，可以意譯為覺或覺者。覺有三義，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項俱全者方名為佛。因此，佛教往往把智慧解脫作為一種最根本的修行方法。

儒佛的鮮明反差反映了學術與宗教之間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并非是不可逾越的。儒佛作為兩種不同的文化體系，它們一旦相遇，必然會在沖突中相互排斥，但在排斥中它們又是相互融合與相互吸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