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止的真諦不只是禁制對欲望的追求，壞的欲望才要禁制，好的欲望則要鼓勵。道家的思想在于禁制不當的欲望，儒有家的思想在于鼓勵良善的欲望，兩者都在開創，指引人生的明確方向。

知止的真諦不只是禁制對欲望的追求，壞的欲望才要禁制，好的欲望則要鼓勵。道家的思想在于禁制不當的欲望，儒家的思想在于鼓勵良善的欲望，兩者都在開創，指引人生的明確方針。

儒、道是中華文化的兩大主流，儒家的修養，表現在我們對理想的追求；道家的修養，在忘掉自身的優越成就。儒家是把自然凝聚成人文，道家是把人文解脫，回歸自然。儒家的價值在付出，道家的價值在反省；儒家求善，道家求真。然而，儒家與道家都是在追求人生的完美，只是面向不同而已。

一般人談到知止，總先想到老子說的：“知止，所以不殆。”（《老子》第三十二章），以及“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第四十四章）。其實，《大學》開宗明義第一章也有“止于至善”的話。誠如上文所述，儒家的修養，旨在強調對理想的追求，所以以至善為目標，好還要更好，以追求最好為終極目的；而道家的修養，是要戒得、戒滿，要返璞歸真。在人生的修養上，一是加法，一是減法。

知止的真諦，不只是在于禁制對欲望的追求。欲望有好、有壞，壞的欲望才要禁制，好的欲望則要鼓勵。道家的思想在于禁制不當的欲望，儒家的思想在于鼓勵良善的欲望，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都是為了爬到山頂、觀賞山上的美景，儒、道的思想都在開創、指引人生的明確的方向。

《大學》開宗明義第一章：“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又：“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大學》一書，原是《禮記》第四十二篇，宋儒朱熹從《禮記》中取出以配《中庸》、《論語》、《孟子》，并稱為四子書，后簡稱為四書。《大學》之名義，乃指博大之學問，學成之后，可以治國、平天下。《大學》之作者，朱熹認為經一章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記述之，傳十章是曾子的意思，而他的弟子們記述的。

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謂之三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謂之八目。明明德，謂把天生靈明的德性闡明出來。親民，程子（程頤，伊川先生）釋親者，新也，使人民日新又新；王陽明釋親民為親近民眾、親愛民眾。儒家思想的生命理想，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天下。

至真、至善、至美，是人生的最高理想，許慎《說文解字》：“善，吉也，與義、美同意。”善就是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走好路，善就是義。如何止于至善？分定、靜、安、慮、得五個層次。“知止而后有定……”知道應該得到的境界，才能夠使自己志向堅定；志向堅定，才能夠鎮靜不躁；鎮靜不躁，才能夠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夠使思慮周詳；思慮周詳，才能有所收獲。

傳三章：“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又：“詩云：穆穆文王，于緝熙敬止。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前兩句引《詩經》的話，止字，指棲止。“于緝熙敬止”，形容周文王不斷發揮他的光明，而處于至善的境地。“為人君……”止指人君、人子、人父、與國人交，應有的修養。

《大學》中的止字，不是停止、終止，也不是阻止、禁止，而是居止、蒞止（到達）。“止于至善”，指人生的修養，要以至善為最高境界。好是沒有極限的，我們只能努力求好、做好，“堅持做對的事，堅持把對的事做更好。”

《中庸》第二章：“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何謂中庸？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原是《禮記》的第三十一篇，宋二程子加以表章，朱熹取以配《大學》、《論語》、《孟子》，號為四書。《中庸》之作者，子程子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于書！以授孟子。”

《中庸》第一章：“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第四章：“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第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第二十章：“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又：“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第二十二章：“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第三十一章：“唯天下至圣，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第三十二章：“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中庸》一書，不在告誡人要知止、知足，而在于人要執守中道，不偏不倚，不要過與不及。其次，“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做人求其心安而已，不貪不求，自然是俯仰自得。“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幸”。君子以平常心看待人生的得失禍福，小人則鋌而走險，甘冒不韙，“君子求一萬，小人求萬一。”君子凡事早有準備，不做沒有準備的事；小人則一日多變，急于求成。君子不求天、不求人，一切靠自己的努力，本著勤以補拙的精神，“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中庸》一書，可謂盡性之書，由盡己之性，進而盡人之性，終而盡物之性。西方文化的價值在于盡物之性，東方文化的價值在于盡人之性、盡己之性。西方文化的高度發展，結果卻使世變日亟，人性湮滅，甚至對全體人類產生極大的危機；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東方文化，則是“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

孔子的知止思想，分別見其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孔子的知止思想見諸修身者，如何修身呢？首先要懂得反省，一個能反省的人，才會是一個進步的人。《論語·公冶長》：“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一般人做錯了事，常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事，即便知道自己做錯了事，也要加以辯解、掩飾，而沒有勇氣改過，所以，孔子一再強調“過則勿憚改”、（《子罕》）“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衛靈公》）。

其次，“見賢思齊“（《里仁》），“就有道而正焉”（《學而》）。德行的修養，要在人際關系中才能彰顯其意義；德行的增長，是要不斷學習觀摩，相互切磋。孔子自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孔子是個很好學的人，不只在學問上的追求是如此，在德行的修養上也是如此，看見別人有長處，便虛心請教。（《述而〉：“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其次，在人格的修養上，必須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就是凡事不要隨意臆測，不要一意孤行，不要頑固執著，不要偏私己心。

《論語·衛靈公》：“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君子立身處世，就是要能做到“言忠信，行篤敬”，要謹言慎行，所以孔子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又說：“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憲問》）而在行事上，“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憲問》）當然，謙虛的態度，是修身必備的條件。《論語·泰伯》：“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觀也已。”這句話值得我們深思。

孔子人生理想的目標，最高是圣人，其次是仁者，其次是君子。圣人的標準是要能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濟眾”（《雍也》）。孔子與弟子言志，談到自己的人生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正是圣人的寫照。

我們一般人做不到圣人，能做到仁者也不錯。《論語》一書，孔子講到“仁”字的有五十七章，“仁”字出現一百零五次，可見孔子對仁德的重視。

什么叫仁？《中庸·哀公問政》：“子曰：仁者，人也。”仁是人德的總稱，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人之所以異于禽獸，就是人具有仁愛之心。孔子對于仁的解釋很多，其中以《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最為簡要圓滿。孔子在《雍也》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子講“愛人”的道理，是由自己推及于別人。人性都不免有偏私，沒有一個不愛自己的人而能愛別人。

“己立立人，已達達人。”這是仁德的積極表現，在消極方面，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個人能夠設身處地，多為別人著想，一定是個仁者，一定不會和別人發生紛爭。

孔子的人生理想，除了圣人、仁者之外，也談到君子。《論語》一書講君子的，有八十多則。所謂君子，是指才德兼備的人。（《禮記·曲禮》：“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殆，謂之君子。”）孔子曾說：君子有三戒、三畏、九思（《季氏》）。君子謹言慎行，《學而》：“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為政》：“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又《憲問》：“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可見君子的為人，是十分謹慎小心，不斷進德修業，所以，君子之道三；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憲問》）。

君子與仁者，可以說是同義詞。《里仁》：“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君子所以為君子，是因為君子沒有一刻離開仁，就是在倉促之間，或是流離之時，也都是行仁的，所以，君子也就是仁者。同時，君子也是智者，因為君子非常好學。《雍也》：“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君子為人，以義為比，（《里仁》）坦坦蕩蕩，內省不疾，不憂不懼，所以君子也是勇者。（《顏淵》）

家是休息站，家也是避風港。家和萬事興，有安定的家庭，才有興隆的事業。孔子的止學見諸齊家者，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對子女的愛，是與生俱來的親情，有些父母過分溺愛子女，結果愛之適則害之，孔子主張父母對待子女“愛之能勿勞乎”《憲問》。適當的勞動、勞苦，對子女的人格成長是有益的，因為人生的歷程，不會都是坦途，沒有吃苦經驗的人，遇到困難挫折的時候，就會一蹶不振，而不能愈挫愈勇。

孔子論孝的地方很多：

《學而》：“子曰：弟子入者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

《為政》：“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又：“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為政》：“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里仁》：“子曰：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

《大學》釋齊家治國章，引《詩經·小雅蓼蕭》：“宜兄宜弟”。且曰：“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中庸》第十五章引《詩經·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都是強調夫妻和善樂、兄弟友好的道理。

孔子的知止思想見諸治國、平天下者，首先，孔子論施政的原則是法先王。《為政》：“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后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八佾》：“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和周公一樣，輔佐朝政，他曾感嘆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

其次，孔子主張正名分。《子路》：“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又《顏淵》：“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再者，施政的原則，要能以德服人。《為政》：“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又：“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最后，寬厚愛民也是施政的原則之一。孔子不輕易以仁許人，但是對功在國家的管仲，則稱贊說：“如其仁，如其仁”（《憲問》）。另外，“寬則得眾”（《陽貨》）也是適用于施政的道理。為政之道，首在得民心，執政者有一顆寬厚的心，才能用賢、得眾。

孔子論施政的內涵，見《中庸》第二十章，孔子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就治國的具體作為，首先，執政者不可急功近利，而要有遠大的眼光。《子路》：“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什么是治理國家的大事呢？《顏淵》：“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反對戰爭，但為了國家安全，也不能不訓練軍隊。《子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但是不可以讓沒有受過訓練的人去作戰，因為“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路》）。為政在人，舉用賢人與否，是施政成敗的關鍵，為政者如果能夠舉用正直的賢才，則人民自然心悅誠服。《為政》：“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孔子對于治國的理念，是主張“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季氏》）。另外，“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學》）。大學仁君為政，藏富于民，不與民爭利。《大學》：“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孔子論施政的方法，主張以德服人。季康子是魯國的權臣，《顏淵》：“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大學》說：“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可見在位者對人民的影響很大。理想的領導風格，就是要以身作則。《子路》：“子曰：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孟子是繼孔子之后，最偉大的儒家學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的學術思想，不外內圣外王之道，而其知止思想，則可以從消極方面和積極方面二者加以探討。孟子的思想，以性善論為核心，所以他的人格特質，是樂觀、通達、熱情、自信。《孟子·告子》：“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矣！”又《公孫丑》：“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孟子因為強調人性本善，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告子》）那么，為什么不是人皆為堯舜呢？孟子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于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意猶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告子》），因此，孟子主張存養善端，擴充善端。《告子》：“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孟子認為人雖有善性，可是如果不加以存養，是很容易泯沒喪失的。孟子說：“養心莫善于寡欲。”（《盡心》）抗拒誘惑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接近它。

一個人立身處世，最為重要的是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離婁》）西施雖然是天下聞名的美女，如果身上有惡臭污穢之物，別人皆掩鼻而過；相反的，一個犯錯的人，如能改過自新，上天也會接納。孟子論人生理想，首先是要立志。《盡心》：“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孟子一生的職志，是有鑒于世衰道微，異端并起，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諸侯之間，則是“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離婁》）“楊朱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滕文公》）孟子的人生理想，是要“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是要捍衛儒家的思想，而且抱救世之志。

孟子游事梁惠王、齊宣王等，為了力勸諸侯國君推行仁政，苦口婆心，循循善誘，梁惠王好園囿，齊宣王好樂、好勇、好貨、好色，孟子都一一勉以“與民同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民同之，于王何有？”（《梁惠王》），以建立君王推行仁政的信心。

在個人修養方面，孟子對天命的看法，是積極而樂觀的。《孟子》一書，多處提到“命”、“天命”，如《公孫丑》引《詩經·大雅文王》：“天命靡常。”《盡心》：“莫非命也。”又：“得之有命”等皆是。何謂命？《萬章》：“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所謂命，依孟子的意思，是指非人力所能控制的事，即“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孟子說：“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離婁》）人生有許多的無解，只能逆來順受。不過孟子主張知命而不認命，要自求多福，要盡心。《盡心》：“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人總會老，老總會死，要死得其時，死得其所。

人生的得失禍福，常受命運的擺布，可是有些災難卻可以事先防范。《公孫丑》：“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牗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引《詩經·豳風鴟鸮》，以鳥修補破巢為喻，鴟鴞尚且知道趁著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而人卻不如鳥嗎？《告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并不是在憂患的環境下就能生存，在安樂的環境下就會滅亡。孟子是提醒我們，在安樂的環境下，容易使人懈怠、驕傲、粗心大意，忘記危險，一有禍害降臨的時候，則倉皇失措，束手無策，當然容易趨于滅亡。反之，憂患的環境，容易使人提高警覺，心存戒惕，臨危不亂，在謹慎周全的處置下，平安地渡過難關。所以，孟子說：“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后喻。入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告子》）又《盡心》：“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宋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一文也說：“憂勞足以興國，逸豫足以亡身。”

不過，在憂患的環境下，如果沒有憂患意識是則容易滅亡；在安樂的環境下，有了憂患意識，一樣能夠生存，而且更能夠發展。問題不在環境的憂患或是安樂，而是是否具有憂患意識。

《告子》：“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生不是要什么就能有什么，真實的人生，往往是要什么而沒有什么，事與愿違。人生的可貴，就是在要什么而沒有什么的情況之下，借由人的努力，而使理想逐一實現。

孟子相信有命，但是主張“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強調“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盡心》引《尚書·太甲》：“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告誡我們：“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又說：“國家閑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而對人生的苦難，人生的挑戰，我們不能沒有憂患意識。憂患，是激勵人生的試金石，沒有洶涌的波濤，如何激起美麗的浪花？沒有憂患的沖擊，人生如何顯得多彩多姿？愈能承擔憂患的人，愈能成為大時代的主人。

在外王方面，孟子的政治思想，主張王道、仁政。《孟子·梁惠王》第一章：“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厭。’”因此，孟子的結論是：“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說：“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梁惠王》又說：“王（梁惠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又：“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

孟子的政治思想，除了主張仁政之外，所謂“言必稱堯舜”，意指法先王。《孟子·離婁》：“離婁之明，公孫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又：“規矩，方員（圓）之至也，圣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公孫丑》）國力的大小，不在于土地的大小、人口的多寡，以及武器的強弱，最重要的是人心的向背，和施政者的用心。

領導統馭是管理學最重要的課題。美國學者彼得·克拉克《管理的實踐》一書說：“一家企業沒有良好的績效，應該替換的不是工人，而是總裁。”治理國家一如管理企業，《孟子·梁惠王》：“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很技巧地對齊宣王強調，國君必須對治理國家的成敗擔負完全的責任。

人君治國，最重要的是要能夠以身作則，要有自省的能力。孟子說：“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離婁》又：“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又：“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離婁》：“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興廢存亡者亦然。”

“仁者如射。”（《公孫丑》）“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離婁》）這是孟子強調國君要有自省的能力，所以梁惠王抱怨自己對國人已很用心、盡心，“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梁惠王》）可是梁國人民沒有增加，鄰國人民沒有減少，孟子就以“五十步笑百步”為喻，告訴梁惠王要從根本上解決老百姓的民生問題著手，讓老百姓養生送死無憾。“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貴為人君，要有“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梁惠王》）的胸襟和抱負，要能與人民同好惡，所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離婁》可見為政之道，貴在得民心，所以，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孫丑》）。

人才是治國的根本。《孟子·梁惠王》：“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用人唯才，尊重專業，“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公孫丑》）賢明的國君要能“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才能把國家治理好，使人民安居樂業。有人勞心，有人勞力，國君用人，必須博采眾言，不可獨斷，而且要常常自我反省。“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見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后察之，見可殺焉，然后殺之。”可見孟子非常尊重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