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鑒學·建國以來對“通鑒學”的研究(論文)·關于司馬光的研究

司馬光祖籍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這是學術界公認的事實，爭議不大。但是他誕生地點，早在南宋時就存在著四川郫縣與光州光山縣(河南今縣)兩種說法，前者依據的是南宋張行成撰寫的《司馬溫公祠堂記》。陳培堃《司馬光誕生于郫縣》一文即根據張文《祠堂記》主張此說。而胡昭曦亦針對這種觀點撰寫《司馬光誕生地考》，不同意郫縣說，他認為郫縣說系后人附會，并非事實。胡文指出司馬光之父司馬池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知光山縣，司馬光于同年十月誕生，其地只能是光山而不是郫縣。

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家和史學家，司馬光在當時社會里都有著重要的影響。有關他的政治活動，歷來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一般認為，司馬光在政治上趨于保守，力求穩定，特別對王安石變法革新采取了排斥反對的態度?！拔母铩逼陂g，學術研究受到政治的沖擊，司馬光的研究被追求現實的政治企圖所取代，從而人為地貫以儒法斗爭的儒家典型人物而遭到痛斥和批判，于是保守派、反動派、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落后勢力的代表等稱號便加在了他的頭上。當時批判的焦點是司馬光上臺后廢除新法，實行“元祐更化”，最終導致北宋走向滅亡。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史學的研究工作重新走上正軌，極“左”思想受到遏制和批判，對司馬光的研究逐漸轉向到客觀公允的學術方面，人們重新審視作為政治家的司馬光及其活動，焦點仍然集中在他與王安石的關系上。不過論述的觀點和思想態度則與“文革”期間大不相同了。以顧全芳先后撰寫的《重評司馬光與王安石的分歧與斗爭》和《重評司馬光與王安石變法》為例，顧文認為王安石變法固然有其進步性，但也存在著消極的一面; 而司馬光反對王的變法有其保守錯誤之處，然而亦不乏合理因素，他所反對的均是新法中的缺點錯誤。他不同意將王安石和司馬光劃分成代表革新與守舊、代表中小地主與豪強大地主利益的兩個派別，認為這種分法本身就是個錯誤。楊渭生進一步指出，司馬光與王安石在政治上的爭論，只是在維護封建統治方法上的不同見解，不屬于根本利益上的對立和歧異 (《司馬光與〈資治通鑒〉》)。駱嘯聲在其文章《溫公與荊公變法思想之比較》也持有同樣觀點。不過該文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既然變法的總目的相同，具體的政治要求也一樣，而且均源自孔孟之道，為什么會產生對抗呢?駱文的回答是：司馬光的理財方針乃在于節流，不主開源;而王安石正與之相反，“致使二公由摯友變成政敵而意氣用事了”。季平的《司馬光對時局的認識》一文強調司馬光在治理國政上不象王安石那樣大興猛革，而緩改穩進; 他認為王安石治國只考慮到能夠治好的一面，而司馬光除此外還能考慮到不能治好的一面，可謂老謀深算。他又在另一文里對王安石的“不恤人言”與司馬光的“俯順民心”進行了探索，認為前者實際上存在著對反對新法者的一切意見全盤否定的因素，司馬光對封建政治的特點、方法、經驗作了系統的總結，“俯順民心”縱然有“假民心以行己意”之嫌，但為民請命畢竟對當時的民眾有好處的(《王安石的“不恤人言”與司馬光的“俯順民心》)。顧全芳另一篇《司馬光的務實精神》文章，贊揚司馬光不圖虛名、從實際出發、講求實效，說他既是理論的強者，更是行動的巨人。季平在《司馬光的知人善任論述評》里稱譽司馬光任賢使能，進賢退不肖，這是他用人治國的一個好辦法。也有的學者則批評司馬光對客觀形勢的把握不如王安石敏銳，對待變法的問題更不如王安石那樣果斷，在用人上也欠眼光，其觀點與季文完全不同(羅家祥：《司馬光、王安石德才異同論》)。在因循與變革上，司馬光反對激變式的革新，認為尊卑、強弱、貧富乃是天命，不可變更，只能做些局部修正。這樣，在道的因循與變革問題上，司馬光講因循多，講變革少，導致了他阻止新法的實施 (王菡： 《司馬光論因循與變革》)。牛致功《從司馬光對唐朝幾個問題的評論看〈資治通鑒〉的中心思想》一文批評司馬光只注意統治階級的活動，從根本上抹煞了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只能從統治集團的少數人來談歷史上的“治”和“亂”，這就限制了他在政治活動中能力的發揮。

司馬光的思想傾向，也是學術界關注的問題。他的思想既體現在哲學、政治方面，也體現在史學、經濟乃至民族方面。由于學者們占有資料、理解視角的不同，對司馬光思想認識和評論亦有歧異，甚至針鋒相對。關于他的哲學思想，趙吉惠著文認為，司馬光的哲學思想既有豐富的辯證觀念、唯物思想，又雜有一定的唯心成份和循環論傾向。這種思想上的矛盾也正是他政治態度上前期(曾主張改變舊制)與后期(反對王安石變法)矛盾變化的反映，也是他所處社會地位雙重身份的意識表現 ( 《論司馬光的哲學思想》)。張知寒在《司馬光哲學思想中的積極因素》一文中除了強調他的唯物、辯證因素外，重點指出司馬光到了晚年則思想趨于僵化，形而上學的觀點變重，但并未做出解釋。姚瀛艇的論文，重點論述了司馬光的“天人觀”，他總結其全部內容應當是：既承認社會意義上的“天”，又承認自然意義上的“天”;既強調天命，又強調人事;在自然意義方面，人力固然有所不及，但在社會意義方面，人力也還是大有可為的(《論司馬光經學史學思想的哲學基礎》)。倉修良與夏瑰琦合寫的論文則具體地闡釋了司馬光的無神論思想。文章認為，司馬光意識到了當時社會存在的佛教、神鬼怪異乃至神道設教對于王朝穩固造成的危害，主張堅決擯棄和批判，這表現了司馬光的唯物精神和政治家的膽識，而以往的研究對此則大大地忽略了(《司馬光無神論思想剖析》)。關于司馬光的歷史觀，楊渭生在指出其缺陷的前提下總體方面予以肯定，“禮治”構成了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在關于治國政策、才德判別、農民戰爭及民族問題上，就當時歷史條件而言，均有其進步合理的內容(《評司馬光的歷史觀》)。宋衍申從以下四個方面闡述了司馬光的史學思想：第一，他繼承了中國史學求“通”的傳統，既求“通”，又求 “變”，這種“變”是穩健之“變”;第二，求實考信，表現在《通鑒》選材廣泛，不求《春秋》筆法，不信虛誕，不書符瑞;第三，一部《通鑒》就是施行儒家教化的教材，“禮”是司馬光史學思想的核心;第四，宣揚英雄史觀。文章最后強調應通過實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切忌絕對化(《試論司馬光的史學思想》)。施丁的《兩司馬史學異同管窺》將司馬光與司馬遷進行對比，從寫史、史觀、史筆三個層面論述了二人的異同。作者總結道，二人各有長短，在歷史編纂、歷史觀點、歷史文學方面，司馬遷略勝一籌，其原因乃在于他“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司馬光要“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以歷史為鑒戒，著重寫政治史。司馬遷對社會下層和君主專制體會較深，司馬光接觸上層，對社會政治重大問題關注頗多。司馬遷信封建，但對君主專制有抵觸情緒，信儒家但不獨尊儒術;司馬光則積極擁護封建專制，強調孔孟禮教，思想保守，非禮勿言?？偟闹v，他們二人一個“述往事，思來者”，成一家之言;一個為封建帝王統治做參謀，以歷史為鑒，是正統的史學家。楊翼驤和崔凡芝很關注司馬光治學的精神和態度，前者撰寫了《應當繼承司馬光認真負責的精神》一文，強調：“司馬光在洛陽15年，把全部精力傾注在《通鑒》的編寫工作上，等到全書修成的時候，他已是‘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已，神識衰耗’了!試問：歷代史書的主編，能有幾個認真負責達到這等鞠躬盡瘁的程度?”后者著重分析了司馬光認真秉誠的原因，認為他自幼便接受了敦誠篤實的教育，培養成一種頑強求實的精神，這對以后成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崔凡芝：《談司馬光的治學》)。此外，宋衍申也對司馬光的經濟思想進行了研究，宋文指出，司馬光在這個方面比較突出的特點是從實際出發，著眼于老百姓的生活及生產的發展，之后再求國力的增強。他反對王安石的某些經濟主張并非沒有道理，而是在深思熟慮中提出的見解，決不應用“頑固”、“保守”這些字眼去否定(《評司馬光的經濟思想》)。關于司馬光的民族觀，黃君萍著文《漫評司馬光的民族思想》為司馬光在這方面受到不公平的評議辯駁，認為“不避強，不凌弱”是他民族思想的核心，“務實”是他處理問題的指導思想，篤行 “信義”則是處理民族關系的基本準則，司馬光又提出“交鄰以信”，反對欺凌四邊或動輒使用武力的作法。木芹的《試論司馬光的民族觀》一文肯定司馬光沖破了狹隘的偏見，對中原和邊地政權不尊此而卑彼，一視同仁，將“四?；煲弧被颉疤煜码x析”視作一個整體的統一國家或是分裂中的狀態，向正統觀念提出了挑戰。吳光耀《站在反戰前列的主和派司馬光》一文著重探討了司馬光在處理北宋與西夏關系中的立場態度，在上述思想支配下，他認識到西邊用兵禍國殃民，對宋朝不利，力主和好，反對戰爭。司馬光的行為，表明他在政治上遠見卓識，他不愧是北宋一位有政見有影響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