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傳

概況

《春秋》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按年記載了春秋時期魯國242年間的史事。傳統說法《春秋》是由孔子所作。這最早見于《孟子·滕文公》：“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又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對242年的歷史大事進行記錄，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完成，事實情況應該是魯國的史官們世代相承集體編撰而成，孔子可能是在講學時，又進行了編校刪定。但講授、研習《春秋》，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孔子是第一人。

春秋時期的計算，一般按《春秋》的記載年限，即起于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0年），共242年，歷史上稱之為“春秋時代”。

《春秋》是最早的儒家經典“六經”之一，漢初立“五經”博士時被立于學官。《春秋》全書僅一萬六千余字，記事非常簡略。解說《春秋》的傳有三家，它們是：《春秋左氏傳》（作者左丘明）、《春秋公羊傳》（作者公羊高）、《春秋榖梁傳》（作者榖梁赤），合稱“春秋三傳”。現行的《春秋》一般沒有單行本，而是合于“三傳”之中。

《春秋》一名的由來，歷代學者眾說紛紜：

《春秋》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漢·賈逵）

漢朝學者劉熙在《釋名》里解釋說：

《春秋》言春秋冬夏，終而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名也。

意思是一年四季，取春秋而省夏冬，便可以代表一年。古時候稱呼老年人為“春秋高”也是這個寓意。

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序》說：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所以記遠近，別異同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不能偏舉，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杜預的這段意思更加明白——《春秋》是魯國的史記。古代的史官記事，一般是以事件的標題作為主干，然后依次注明事件發生的年、月、日、時，眉目清楚，使人一目了然。只提春秋，冬夏一年當然包括在內。

《孟子》也說過：“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春秋時期，各國都有記載本國的歷史，晉國的史書稱為“乘”，楚國的稱為“梼杌”，魯國的稱為“春秋”。孔子是根據魯國的歷史“春秋”所作。所以史書上單獨標示“春秋”，以區別于他國的史書。其他史書則必須冠加國別姓名，如《呂氏春秋》、《楚漢春秋》、《吳越春秋》、《晏子春秋》。

春秋時期，世道衰微，戰亂頻仍。孔子眼見當時邪說橫行，心生憂懼，所以奮筆校編《春秋》。司馬遷在《史記·自序》中說：“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孟子·滕文公下》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可見，孔子的政治主張在現實中不能實現，便寄寓在他所修訂的《春秋》之中，用來表達他治理天下的理想。歷代的學者大都認為，《春秋》這部書寄寓著孔子最主要的政治思想，即《春秋》大義。《春秋》大義大體是指：

1.正名

正是確定、更正，名是名分。所謂“正名”，便是確立封建等級制度的政治倫理學說。孔子主張為政必先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正名的要求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認為，各個等級的人各守本分，就可以維護正常的社會等級制度和倫理關系。《春秋》全書貫穿著這種“正名”思想。《春秋》通過正名寄寓褒貶，褒揚忠孝仁義，貶斥亂臣賊子，從而維護社會倫理綱常。

2.尊王攘夷

尊王，指尊崇周王。攘夷，指抵抗“四夷”（當時中國周邊的各游牧部族）。在正名的基礎上，突出周王的至高無上地位。周王是當時中國各諸侯國的共主。孔子認為，只有尊崇周王，才能鞏固中央政權，對各諸侯國實行有效的統治，保家衛國，抵抗“四夷”的侵略。這種抵抗打擊外來侵略、維護國家領土完整與統一的思想，用現在的話來講，也是愛國主義的體現。

3.大一統

所謂大一統，是指法度和思想的全國統一。在當時社會，歷法的統一是法度統一的重要內容。法度的統一則有利于促進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在《春秋》記事中，年月的記錄基本上都是采用周王朝統一的歷法。《春秋》奠定了“大一統”的思想基礎，漢代以后的統治者無不對這種“大一統”的思想予以高度重視，這對中國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所謂“春秋筆法”，是指體現《春秋》褒貶的著作方法，也稱“春秋書法”。這種著作方法被表現或被傳注者闡發出來的意思，就是所謂的“微言大義”。在《春秋》中，孔子秉筆直書，明辨是非，揚善貶惡，愛憎分明。通過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褒貶，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通過敘述歷史，為天下樹立法度，為現實政治服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里概括說：“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

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亂臣賊子懼，是“懼春秋之貶責也”（趙岐注），而所謂“貶責”也正是由“春秋筆法”所體現出來的。

對于“春秋筆法”的作用，古人有所謂“一字之褒，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嚴于斧鉞”的說法，它不僅對歷代的統治者起到了一定的警醒、警戒作用，而且也為后世的史學家書寫歷史樹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