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經濟建設中的難題：以統籌的辦法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

消滅城鄉差別是經濟建設中的一道難題。建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黨一直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鄉一體化發展道路。習近平同志一直以來在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方面做著探索。從福建時期開始，他就探索用統籌的辦法來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十八大后，我們黨指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這進一步明確了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方向、發展辦法。基于此，我們再一次領略到習近平同志運用辯證法思維解決復雜難題的基本脈絡：立足中國國情，緊緊抓住“三農”問題這個重要矛盾；著眼全局，在現代化的總體進程中統籌謀劃“三農”問題的解決；順應發展趨勢，借力工業、城市的發展推動“三農”問題的徹底解決。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習近平在論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指出，“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這是把握戰略全局辯證思維的一個典范。

一　“三農問題”是事關大局的重要矛盾

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最早起步于農村，也最早取得顯著成效于農村。相比之下，只是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后，我國的城市改革才大踏步地發展起來，中國經濟也由此開始騰飛。在這個時代背景下，農村逐漸成為一個被改革“遺忘”的角落，以致于到了新世紀初，有人大聲疾呼：“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三農”問題由此以觸目驚心的方式呈現在國人眼前。從黃土地走出來的習近平同志對此早有敏銳把握。從福建時期開始，他就清醒地認識到，“三農”非小事，而是事關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全局的重中之重、主要矛盾。

1988年，習近平同志任福建寧德地委書記。在寧德近兩年的工作中，他帶頭“四下基層”，對寧德的特點和歷史，做了仔細的調查和認真的思考。從記載他這一時期工作思考的《擺脫貧困》一書中，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他關注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但中心只有一個，就是經濟建設。寧德雖然地處改革開放最前沿的福建，但卻是一個相對貧困落后地區。寧德地區怎樣才能擺脫貧困？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習近平同志真切地認識到，“閩東的經濟建設問題，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農民問題。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這是基本區情。農業是閩東的一個特點，也是一個優勢。”（注：習近平：《擺脫貧困》，第54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那么，閩東要走什么樣的經濟發展路子呢？他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認為，“關鍵在于農業、工業這兩個輪子怎么轉”。（注：同上書，第4頁。）所以，我們看到，在他為閩東經濟發展所科學歸納總結出來的六種辯證關系中，“三農”問題滲透在各種關系的方方面面（注：同上書，第68—75頁。），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地位。

離開寧德后，習近平同志轉任福州市委書記，并逐漸走上省部級領導崗位。不管工作崗位如何變化，我們看到，他一如既往地重視“三農”問題，而在他的影響、帶動、領導下，福建省委高度也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從而使得“三農”問題取得了較為妥善的解決。1998年，習近平同志代表福建省委宣布，“隨著農村工作三大歷史性任務的如期完成，我省的扶貧開發和小康建設工作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全省扶貧開發和小康建設的總的要求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以黨的十五大精神為指導，鞏固和發展全省扶貧開發和小康建設成果，積極推進寬裕型小康建設，到2000年全省人民生活全面達到小康，到2010年實現更加寬裕，為建成海峽西岸繁榮帶創造強大物質技術基礎和社會發展基礎。”（注：習近平：《總結經驗，再接再厲，開創農村扶貧開發和小康建設新局面》，《中國農村小康科技》1998年第10期。）2002年，習近平同志調任經濟發展水平更高的浙江，先后任省長、省委書記。在這一時期，他對“三農”問題的關注度不僅沒有下降，從某種意義上講反倒更強了。這是為什么呢？首先，“三農”問題已經得到我們黨的高度重視。中央發出文件明確要求“農業結構穩步調整，農村經濟穩步發展，農村改革穩步推進，農民收入穩步增加，農村社會繼續保持穩定”（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人民日報》2004年2月9日。），從而在全國上下掀起了一股關注“三農”、重視“三農”的熱潮。其次，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同志提出“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即：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這為全黨同志重新認識“三農”問題指明了方向。最后，浙江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處于全國前列，而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這些浙江現象、浙江問題為習近平同志重新思考“三農”問題提供了新的資源、新的視角。總的看來，浙江時期的習近平同志對“三農”問題理解已經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他指出：“解決好‘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是落實‘重中之重’要求的理論歸宿和實踐選擇。我們一定要全面準確地學習領會這一重大命題的深刻含義，把‘重中之重’的要求真正落實在思想上、行動上、措施上”。（注：習近平：《之江新語》，第190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十八大以后，習近平同志多次發表重要講話，闡明“三農”問題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重要地位。他強調，“一定要看到，農業還是‘四化同步’的短腿，農村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5日。）他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不斷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始終把“三農”工作牢牢抓住、緊緊抓好。2015年6月18日，習近平同志在貴州召開部分省區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聽取對“十三五”時期扶貧開發工作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他強調，“十三五”時期是我們確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間節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在貧困地區。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握時間節點，努力補齊短板，科學謀劃好“十三五”時期扶貧開發工作，確保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脫貧。（注：《謀劃好“十三五”時期扶貧開發工作確保農村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脫貧》，《人民日報》2015年6月20日。）這吹響了我黨解決“三農”問題攻堅戰的新號角。

二　從全局高度統籌城鄉發展

習近平同志不僅重視“三農”問題，而且善于解決“三農”問題。他總是從經濟建設這個全局出發，并且從全局的高度統籌解決“三農”問題及城鄉發展。

在寧德工作時期，習近平同志就清醒地認識到，要使閩東擺脫貧困，“就必須走一條發展大農業的路子”。那么，什么是他所說的大農業呢？“大農業是朝著多功能、開放式、綜合性方向發展的立體農業。……大農業是面向市場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注：習近平：《擺脫貧困》，第178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更重要的是，這種大農業絕不是就農業而農業的，而是處于經濟建設全局之中、與經濟建設其他部分特別是工業積極互動的，“大農業的思路是離不開以工補農和以工促農的。”（注：同上書，第72頁。）因此，他主張集中各方面力量，充分發揮寧德的山海優勢，通過“經濟大合唱”發展農業生產力。

到浙江工作后，習近平同志這種統籌城鄉發展、解決“三農”問題的思想得到進一步系統完善。他說：“我們窮在‘農’上，也只能富在‘農’上。小農經濟是富不起來的，小農業也是沒有多大前途的，我們要的是抓大農業。”（注：習近平：《推進城鄉一體重在統籌發展》，《經濟日報》2005年2月22日。）那么，怎樣發展浙江的大農業呢？首先，他指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一個有機整體，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立足農業這個基礎、農村這個主戰場、農民這個核心，促進農業農村的發展。”（注：習近平：《之江新語》，第191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其次，他強調，“三農”問題本質上是全面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一個具體問題，就“三農”論“三農”，無法從根本解決“三農”問題，“我們只有跳出‘三農’抓‘三農’，用統籌城鄉發展的思路和理念，才能切實打破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發展的體制性制約，從根本上破解‘三農’難題”。（注：同上書，第43頁。）最后，他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指導，從全局與重點關系的角度提出并分析了正確處理“三農”問題的五個要點：務必執政為民重“三農”、務必以人為本謀“三農”、務必統籌城鄉興“三農”、務必改革開放促“三農”、務必求真務實抓“三農”（注：同上書，第100—107頁。）。這為浙江解決“三農”問題，實現社會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指明了方向。總的看來，這一時期習近平同志統籌城鄉興“三農”的思想總括起來說，“就是站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確立以統籌城鄉發展的方略解決‘三農’問題的新思路，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就是把農業發展放到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統籌考慮，把農村的繁榮進步放到整個社會進步中統籌規劃，把農民增收放到國民收入分配的總體格局中統籌安排；就是把農村和城鎮作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加以統籌協調，形成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的體制和機制。”（注：習近平：《把握“兩個趨向”解決“三農”問題》，《人民日版》2005年2月4日。）十八大以后，習近平同志系統總結自己在福建特別是浙江工作時期的實踐經驗，系統全面總結自己從全局高度統籌城鄉發展的思想，使之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在充分繼承和吸收了之前的理論成果的基礎上，習近平同志近期的重要論述表現出了兩個新特點。一是對統籌城鄉發展的認識更深刻。習近平同志指出，“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要堅持從國情出發，從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和二元結構的現實出發，從我國的自然稟賦、歷史文化傳統、制度體制出發，既要遵循普遍規律、又不能墨守成規，既要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又不能照抄照搬。”（注：《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讓廣大農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人民日報》2015年5月2日。）二是對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更高。從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到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注：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的說明》，《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503—504頁。），習近平同志對統籌城鄉發展提出了更多、更全面的要求，而所有這一切總結起來就一條，加速推進農民的市民化，使農民成為完全意義上的中國人，而不再是片面的中國農民。

三　借力發力，健全城鄉一體化發展機制

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的城鄉一體化發展已經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目前擺放在人們面前的都是一些觸及深層結構性問題的“硬骨頭”、“老難題”。那么，怎樣才能解決這些“硬骨頭”、“老難題”呢？習近平同志給出的方法是：順應歷史發展趨勢，借力發力，借力工業、城市的發展推動“三農”問題的徹底解決。這一方法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得到生動體現：“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一方面是借城鎮化之力實現城鄉一體化。習近平同志強調“要繼續推進新農村建設，使之與新型城鎮化協調發展、互惠一體，形成雙輪驅動。”（注：《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讓廣大農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人民日報》2015年5月2日。）城鎮的星羅棋布是農村經濟增長的有力依托，城鎮把大中城市與廣大農村連接起來了，有效地提高了農民的收入，帶動了農村的發展。中國最大的改革紅利在于城鄉一體化。走城鎮化的道路，就要打破從前把戶口制度一分為二的城鄉二元體制。一則這是因為城鄉一體化機制符合唯物史觀關于城市化的發展規律。恩格斯曾指出：“以往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7頁，人民出版社，1995。）中國的城鎮化發展同樣有必循遵循的客觀規律。2014年3月公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根據世界城鎮化發展普遍規律，我國仍處于城鎮化率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但延續過去傳統粗放的城鎮化模式，會帶來產業升級緩慢、資源環境惡化、社會矛盾增多等諸多風險，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進而影響現代化進程。”（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人民日報》2014年3月17日。）十八大以來，“城鄉一體化”建設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讓工業化與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與信息化統籌提升，城鎮化的發展要義就是要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其二因為城鎮化發展是推進城鄉發展進程的重要推力。《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在浙江時期，習近平同志就針對浙江農村農業的復雜地情，進一步提出“五個務必”作為統籌城鄉的基本要求，推進“城鄉一體化”。城鄉一體化發展成為新形勢下我國農村改革發展的根本要求，實現“城鄉一體化”成為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方向和目標。然而，城鄉一體化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面臨的問題復雜多變。面對城鄉發展不協調的矛盾，習近平同志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并作為進一步解決“三農問題”和保持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一項戰略任務。因此他強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城鄉二元結構沒有根本改變，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拉大趨勢沒有根本扭轉。根本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另一方面是借城鎮化之力推進農村發展、農業現代化。習近平同志強調“要堅持以改革為動力，不斷破解城鄉二元結構。要完善規劃體制，通盤考慮城鄉發展規劃編制，一體設計，多規合一，切實解決規劃上城鄉脫節、重城市輕農村的問題。”（注：《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讓廣大農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人民日報》2015年5月2日。）要加強農業基礎地位，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堅持把發展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作為首要任務，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健全農村市場和農業服務體系。加大支農惠農政策力度，嚴格保護耕地，增加農業投入，促進農業科技進步，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加強動植物疫病防控，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以促進農民增收為核心，發展鄉鎮企業，壯大縣域經濟，多渠道轉移農民就業。提高扶貧開發水平。通過城鎮發展，深化農村綜合改革，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和創新，改革集體林權制度；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發展。“沒有農業現代化，沒有農村繁榮富強，沒有農民安居樂業，國家現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注：《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人民日報》2014年12月15日。）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發揮億萬農民在建設新農村過程中的主體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