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文化·緒論·古代山西的地理環境

地理環境也叫地理形勢或地理背景，包括自然的、人文的各方面因素，它們共同構成人類生活的客觀基礎。一般說來，一定的地理環境是一定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形成某種類型或個性的前提因素。如果把各個民族和地域文化有聲有色的表演比喻為一幕幕的悲喜劇，那末，這些民族和地域所處的地理環境便是這一幕幕的悲喜劇得以演出的舞臺和場景。英國著名的李約瑟教授曾說：“地理背景——演出中國文化發展這出戲的舞臺。實際上，地理因素不僅是一個背景，……它是造成中國和歐洲文化差異以及這些差異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中國科學技術史》)同樣，作為中華地域文化之一的三晉古文化，也深深受到古代山西地理環境的影響和制約。以下，我們著重從三個方面談談古代山西地理環境的特點。

山西省地理方位和建制沿革

今山西省是我國的地方行政區之一，其方位約在北緯34.5°至40.5°、東經110.2°至114.5°之間，其輪廓有似由東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邊形。山西省的四鄰，東、南、西三面與鄰省有天然的分界：東面以太行山脈與河北、河南為界，南面以黃河、中條山脈與河南為界，西面以黃河、呂梁山脈與陜西為界，北面則以人工修筑的古長城與內蒙古接壤。今日的山西地區，在古代僅是地理上的泛稱，因其位于太行山以西，故稱“山西”;古人按照座北朝南的方向看，它又在太行山右側，故也被稱作“山右”。

山西作為我國的行政區建制始于元代。秦始皇統一后實行“郡縣制”，今山西地區被置為太原、上黨、河東、雁門、云中、代等六郡。漢武帝時實行“十三州刺史部”，今山西地區被置為并州刺史部，統轄除河東、代郡以外的其他各郡和內蒙、河北的一部分。唐太宗時實行“道”的行政建制，今山西地區被置為河東道，所轄大體相當今山西全境及陜西、內蒙、河北一部。宋太宗時以“路”代替了道的建制，改唐的河東道為河東路。由于山西地區位于黃河以東，唐宋時代的河東道和河東路又主要占據今山西省全境，故后世也往往以“河東”作為山西地區的泛稱。元滅南宋后實行中書省和行中書省制，今山西地區被置為“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直屬中書省，轄山西全境。這是以“山西”作為我國地方行政區域名稱的開始。明初繼續實行中書省和行中書省制，設置了“山西行中書省”，簡稱“山西省”，隨后改為“山西承宣布政使司”，簡稱“山西布政司”。這是我國歷史上最初出現的“山西省”名稱。清代正式設置山西省行政區，今沿不改。由于古代晉國和魏、韓、趙三晉國家疆域的主體在今山西省境，故直至今日，人們多以“晉”或“三晉”作為山西地區或山西省的代稱或簡稱。

鑄造農耕文化的優越的自然條件

自然條件是地理環境的自然因素，也叫自然地理環境，主要是指地質、水文、氣象、物產資源等各種條件。古代山西地區，尤其是晉南古河東地區，自然條件非常優越：它屬于黃土高原腹地，土壤疏松肥沃;位于黃河流域中下游，水利資源豐富;氣候溫暖濕潤，物產繁茂豐盛。這些方面的有機結合，為發展農業生產、鑄造農耕文化提供了優越的天時、地利條件。

(1) 山西屬于黃土高原腹地，通稱山西高原。其東、西兩側聳立著太行、呂梁兩大山系，中部為一列串珠狀盆地貫通，自東北向西南有大同盆地、忻州盆地、太原盆地、臨汾盆地、運城盆地等，略呈北高南低的階梯狀排列。盆地周圍環繞著起伏不等的黃土丘陵。盆地和丘陵帶黃土堆積深厚，土壤結構均勻，質地疏松，礦物成分豐富，不易風化，并具有良好的保水、供水性能，不但容易耕墾，而且非常肥沃，有利于作物栽培。正象李約瑟教授說的那樣：“黃土是非常肥沃的未經淋濾的土壤，栽培作物可以多年不施肥。它的保墑能力使它能在雨水很少的條件下獲得豐收。因此，可以想見，為什么黃土區是中國古代農業最老的中心區。”(《中國科學技術史》)

(2) 山西省境西部和南部為黃河環繞，南部處于黃河中游和下游交匯處，這里水面寬闊，水流量大，黃河及其大小支流縱橫交錯。黃河第二大支流汾河自北向南流貫中部盆地，其他支流還有南部的澮河、涑水河、沁河等。省境東部和北部又有屬于海河水系的桑干河、滹沱河、漳河等。在原始社會早期階段，人類過著采集、狩獵的生活，河流是被用以維持生命的主要飲水之源;當原始農業日益成為主要的謀生方式時，河流則是作為澆灌土地、提高收成的基本條件。所以，原始人類始終遵循著“擇水而居”這樣一條生活原則，原始農業生產無一不是在河流的庇護下形成發展起來的。這就是黃河被人們稱作中華民族的搖籃或“母親河”的原因。

(3) 遠古時代的山西，曾是氣候溫暖濕潤、河湖遍布、林草茂密、動物繁盛之地。尤其是南部地區，受到黃河水、汾河水的浸潤，加之緯度、地勢較低，氣溫相對較高，更加適宜于動植物成長發育和人類繁衍生息。如這里出土的舊石器時代早期動物化石，既有哺乳類動物的大象、野牛、野馬以及劍齒象，披毛犀等等，又有水生類動物的魚、鱉、巨河貍等等，更有屬于亞熱帶型動物的大熊貓、東方劍齒象、華南巨貘、蘇門羚羊等等。進入新石器時代后，氣溫再度回升。從新石器時代中后期到夏商周時代，這里的大部分年平均氣溫高于現在兩度左右，冬季氣溫高三至五度(見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因而雨量充沛，林草遍地。據說，當時山西地區的森林面積約占土地面積的百分之六十三，草地占百分之六(《中國農史》：《我國森林資源的變遷》)。直到今天，在中條山舜王坪西南方向的群峰之中，縱橫達二百余平方公里的地帶，仍完整地保存著面積約一萬二千畝的原始大森林，其中還發現亞熱帶罕見的連香樹古生樹種和一些稀有的國家級保護動物，是目前所知我國北方地區僅有的一片原始森林區。

新石器時代是走向文明社會的前夜，它以農業和畜牧業的出現為劃時代的標志，表明人類已由依賴自然的采集狩獵經濟躍進到改造自然的生產經濟，原始農業生產已經成為人們經濟生活來源的主要手段。中華文明的本質是農業文明，中華文化的主體是農耕文化。古代山西地區，特別是晉南古河東地區，由于具備發展農業生產、鑄造農耕文化的優越自然條件，而率先升起了文明的曙光，構成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直接源頭。

自古兵家必爭的重要的戰略位置

古代山西地理環境的又一特點，是它的山川形勢和地理位置具有軍事上政治上的重要戰略意義。

山西的地勢，如同清代著名地理學家顧祖禹所說，“表里山河，稱為完固”(《讀史方輿紀要》)，退可守，進可攻，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東部以太行山脈為主，恒山、五臺山、太岳山、中條山等，呈東北——西南向“多”字型構造排列，是山西高原和華北平原的天然分界;西部有以呂梁山脈為骨干構成的山系，又有奔騰于晉陜大峽谷間的濤濤黃河;南部有中條山和黃河互為表里;北部外有陰山、大漠，內有長城、關隘。山川形勢構成一道天然的屏障。東部太行山間有“太行八陘”，為山西高原與華北平原間的交通孔道;北部長城關隘，是進入中原地區的必由之路;貫通中部的一列串珠狀盆地，是自古以來的交通要道;境內縱橫交錯的河流河谷，提供了進出省境之便。因此，在軍事上，據有山西，即可憑山控水，據高負險，進退攻守，因勢乘便，只要據險勢，開資源，做好屯兵、戍守、轉輸，就能保固山西;保有山西，就能“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立于不敗之地。這說明，山西的地理形勢有重要的軍事戰略意義，自古為兵家必爭。

同時，山西地處我國南北要沖。南部屬于中原農耕文化區，這里是中國原始人類最早開發的地區之一，也是華夏文明的曙光最早升起的地方，有著悠久的農耕文化傳統;北部屬于北方游牧文化區，這里是中國古代戎狄民族躍馬揚鞭、縱橫馳騁的廣闊場地，有著深厚的游牧文化根基。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山西地區成為中原古文化區與北方古文化區的有機結合部，成為華夏(漢)民族與戎狄(胡)民族錯綜交往的大舞臺。這不但奠定了山西古代文化發展的歷史格局，而且對我國歷代王朝的更迭也有重要的政治戰略意義。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統一而強大的王朝始于夏代。雖然，除了夏王朝早期建都于山西(安邑)外，其余如周、秦、漢、隋、唐、北宋、元、明、清等王朝都不曾在山西建都，然而它們的都城都不曾遠離山西地區，無論北宋以前的“西京”(今陜西長安)、“東京”(今河南洛陽、開封)，或者元代以后的“北京”(今北京市)，都是在山西地區周圍。正是由于山西具備屢在京師附近的政治地理特點和“表里山河，稱為完固”的山川地理優勢，自古以來一直處于“京師安危之所系”的重要戰略位置。

山西地理形勢的重要戰略意義，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句話：“治世之重鎮，亂世之強藩”。也就是顧祖禹所說的：“京師之安危，常視山西之治亂”;“天下之形勢，必有取于山西”(《讀史方輿紀要》)。

一方面，當中央政權強大鞏固的時候，山西就是重要的屏障，起著拱衛京師的屏藩作用。在中國歷史上，對中央政權構成嚴重威脅的外部勢力，主要來自“人性勁悍，習于戎馬”(《隋書·地理志》)的北方游牧民族，因此，憑借山西的地理優勢，恃河為守，依山為塞，外可以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下入侵，內可以治平叛亂，穩定政局。同時，山西又有“北收代馬之用，南資鹽池之利”(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以及豐富的糧、煤、鐵等物產資源，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說，“河東(指山西地區)殷富，京邑所資”，是中央王朝的財政和軍需來源之地，對于外御強敵，內修統一起著重要的物質保證作用。所以，歷代王朝無不高度重視山西地區的軍事建設，屯駐重兵，委任重臣，修筑長城，儲糧備邊，使山西成為鞏固中央政權的軍國重鎮。這種狀況，從西周初年晉國作為屏藩周室的重要諸侯國開始，直到封建社會末期的明王朝，莫不如此。明成祖遷都北京前，山西的大同府和太原府曾是抵御蒙古族南下入侵的兩大邊防重鎮;定都北京后，山西對于京師的屏藩作用更加直接和突出了。如標志著明王朝走向衰敗的“土木之變”，就是在蒙古族瓦剌部攻破大同防線后大敗明軍并俘虜了明英宗的;又如滅亡明王朝的李自成起義軍，也是由山西自南向北推移，經由大同、宣化而進抵北京的。所以顧祖禹總結說：“明既定都于燕，而京師之安危，常視山西之治亂。蓋以上游之勢，系于山西也。”(《讀史方輿紀要》)

另一方面，當中央政權削弱崩潰的時候，領有山西的地方勢力或入據山西的北方民族，往往可以在這里形成割據一方、稱雄一時的強藩。他們憑借山西進退攻守、因勢乘便的地理優勢和豐富的物產資源，或西入關中，或南下中原，直接威逼并進而控制和顛復中央王朝，天下一旦大亂，便可以稱王稱霸。如李淵、李世民父子便是由山西太原起兵而進逼長安，滅掉隋王朝，建立起大唐帝國的。而且，越是政局動亂的時候，山西的戰略地位便顯得越是突出。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十六國北朝、唐末五代是為時最久的大動亂時期，山西在這些歷史時期也就成了亂世強藩左右天下大勢的策源地。可以說，春秋戰國時代的晉國和魏、韓、趙三晉國家所以能夠長期雄踞天下，其重要的客觀條件就在于占有了山西這個戰略要地。正如晉楚爭霸的大決戰城濮之戰前晉大夫狐偃所作的分析：“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無害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所以，顧祖禹曾說：“秦之能滅晉者，以晉分為三，而力不足以拒秦也”。(《讀史方輿紀要》)十六國北朝，從西晉末年漢趙國出現開始到北朝結束為止，持續了約近三百年之久。這個時期，山西再度成為亂世強藩的活動基地。最引人注目的是，戰亂的序幕首先是在山西地區揭開，最后又在山西地區落下帷幕。首先，匈奴人劉淵在山西平陽(今臨汾市)建立的漢趙國，開啟了十六國紛爭的戰端;最后，鮮卑族拓拔氏在山西平城(今大同市)建立的北魏國，結束了北方割據局面。這一百多年間，山西對于中原地區乃至全國的軍事政治形勢，有著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唐末五代，中原地區先后出現了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五個朝代，歷時半個世紀之久。其中，除后唐建都洛陽外，都以開封為國都。而后唐、后晉、后漢又都是以“地險粟多”(《舊五代史·晉高祖紀》)的山西太原為根據地而發展為割據一方的強大勢力，進而揮師渡河南下建立起國家政權的，再一次顯示了山西地區在全國政局發展中的重要戰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