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執掌了大權，大家都看著他要干什么，儒士們又在喋喋不休地議論王政霸道之類，張居正斷然說： “天下事豈有不從實干而能有濟者哉!” 和北宋的王安石不同，他根本不去談什么改革的必要，而是提倡祖宗之法，即力圖恢復明初的行政效率。當時的明朝官府就像一臺生了銹的巨大機器，僅靠慣性在緩緩地轉動，因循敷衍的風氣腐蝕了每個部件，各衙門每天忙忙碌碌，只是在寫公文、傳遞公文，毫無實效可言，上司就像婆婆整天嘮嘮叨叨，下級就像媳婦充耳不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憑你有千條善法也無一能行。張居正對此痛恨之極，首先就對此開刀。萬歷元年六月，考成法實施。具體方法是各衙門除例行公事外，立文冊二本，一本送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備注，公事辦完一件，注銷一件，一本送內閣備考。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各項公務按輕重緩急及道里遠近定有期限，層層考核，每月有小考，每年有大考，辦事拖拉者還會受到刑事處罰，使官員都處于緊張狀態。于是下級對上級不敢敷衍了事，建言立法的人考慮到實效，也不敢隨便發號施令了。結果，中央的號令一下，“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不披靡?！蓖ㄟ^考察，裁撤了一批無能多余的官員，獎勵了一批勤政能干的官員，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嘉靖以來的冗官冗員的現象。同時，還取得了相當的經濟效益。過去拖欠賦稅的地方完納了，以往層層克扣、中飽私囊的現象減少了，正如他所預料的：“考成一事，行之數年，自可不加賦而上用足。”通過考察，張居正深入了解各方面的人材，然后量才錄用，委以重任。如戚繼光、李成梁守北邊，殷正茂等安撫南方，潘季馴治河，皆建功立業，成為一代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