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之本，在于任賢事能

1．入國而不存（體恤愛撫）其士，則國亡矣

墨子指出，人才是治國之本，“入國而不存其士，則國亡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以慮國。緩賢亡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親士》，第2頁）。意思是說入國執政，而不親近愛護該國的賢士，那就會導致國家的衰亡。見到賢士，不及時起用，那就會放慢君主的事業。沒有賢才，就沒有人與國君共商國是，共同應對急難問題。怠慢賢人，輕視賢士，是不可能治理好國家的。

墨子說：“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存，此謂之用民。”（《親士》，第3頁）事業最好不失敗，如果遇到失敗，若想轉敗為勝，只有善用人才。事業的發展，其他條件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是人才問題。

“為政于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貧，不得眾而寡，不得治而亂，則是本（根本）失其所欲。”（《尚賢》，第50頁）最終事與愿違，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固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興盛），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于眾賢而已?！保ā渡匈t》，第51頁）賢才越多，國家就能夠治理得更好。墨子還認為，人才不僅僅指拔尖的高端人才，而且包括各級各類人才，有用之才，越多越好。

墨子說：“歸國寶，不如獻賢而進士?！保ā队H士》，第4頁）“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此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保ā渡匈t》，第52頁）堅持人才的德才標準，使他們受到尊重，生活富裕，有良好的工作條件和環境。不論親疏，堅持公正的德才原則。“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持者富貴，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者所持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然則我不可不為義?！呗勚嗤硕\曰：‘始我所持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h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以遠為無持，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吝h辟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眾，四鄙（四方）之氓（民）人聞之，皆竟為義?！保ā渡匈t》，第52～53頁）

2．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察尚賢為政之本也……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寵愛），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以為賢。”（《尚賢中》，第58頁）

墨子指出，尚賢就要堅持選人用人的大公無私和正派原則，這不僅是治國理政的根本，也是使人才輩出，樹立社會正氣，凈化社會風氣的問題，“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以為賢。……然后圣人聽其言，跡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尚賢》，第58頁）。為政尚賢，是治國理政之本。

墨子認為各級各類職位，不能長期為無德無才之輩占據。他反對終身制，“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者舉之，無能者去之，舉公義，辟私怨”（《尚賢》，第55頁）。將矛頭直指腐朽自私的達官顯貴，不能不說是大膽的言論。墨子還敏銳地指出：“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保ā斗敲稀?，第37頁）

墨子指出，用人不論貴賤，“列（任）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之以祿，任之以事，斷予（給予）之令”（《尚賢》，第54頁），墨子堅持“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 “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義之士，我將罰賤之。問于若國之士，孰喜敦懼？我以為忠信之士必喜，不忠義之士必懼”（《尚賢》，第69頁、第75頁）。

對于賢能之才，必須全面考察，把握其本質，堅持公正、忠信、無私，行仁舉義，聽其言，觀其行，全面深入了解。墨子說：“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保ā缎奚怼?，第10頁）這既是知人的方法，也是個人道德修養的原則。

3．善為君者，勞于論人，而佚于治官，良弓難張，良才難令

墨子說：“故善為君者，勞于論人，而佚于治官，不能為君者，傷神費形，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保ā端尽?，第16～17頁）治政理事，應當把主要精力放在選擇好人用好人這個問題上。從歷史和實際經驗看，很多問題的產生，都是因為用人不當或誤用壞人。墨子強調領導者“勞于論人”，特別是領導集團的組成，必須慎選，而且結構合理，優勢互補，搭配恰當。

墨子還提出“良弓難張”“良才難令”的見解，他說：“良弓難張，然可以致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圣人者，事無辭（推辭）也，物無違也（不違背事物的客觀規律），故能為天下之器（人才）。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鎰（音義）之裘，非一狐之白也?！保ā队H士》，第8頁）墨子指出，人才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學問多，見識廣，有獨特見解，有謀略的人才是“難令”的，這樣的人才，因能獨立思考，只執行正確的意見，因而難令。

“勞于論人”“佚于治官”，領導工作，重點是放在論人上，不是不治官，而是人才選好，官則易治，如果抓不住“論人”這個根本，就會“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保ā端尽罚?7頁）。墨子還重視從基層、從實踐中選拔人才。他說：“將欲治其國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老年人）之言也。傳曰：求圣君哲人，以禪輔（輔佐）而身，《湯誓》曰：聿求元圣（大圣人），與之戳力同心，以治天下……古者舜耕歷山，……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伊尹）有莘氏女之私臣（陪嫁的家奴）……湯得之，舉以為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索繩帶粗衣），庸筑乎付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此何故始為賤，卒為貴，始為貧，卒為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始能為政?！保ā渡匈t中》，第67頁）

4．墨子論為政者的做人修身之道

墨子出身勞動階層，既從事技藝體力勞動，又從事腦力勞動，他重視個人思想道德修養，體現了勞動群眾高尚的道德品質。他說：“君子自難（對自己嚴格）易彼（對他人寬厚），君子進而不敗志（得志不忘進取），內究其情（不得志應探求原因）。”（《親士》，第4頁）一個人要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得志時不傲慢，失意時冷靜思考，繼續努力。要親近團結周圍的人，所謂“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修身》，第10頁），親近的人都團結不好，怎么能夠結交遠方的人呢？為政者，要“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尚賢》，第70頁）。舉事三思，謹言慎行，深思熟慮，不可狂言妄舉，對人要尊重，要體諒寬厚。

一個人不但要有豐富的知識學問與經驗，更要身體力行，言行一致，墨子說：“士雖有學，行而為本焉。”（《修身》，第10頁）知識學問與德行，應以德行為本，“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何）能治國政”。（《公孟》，第583頁）政者就是口言身行，言而有信，身體力行，言必信，行必果。

墨子強調人要行義，他說：“萬事莫貴于義?！保ā顿F義》，第553頁）“為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德者，勸以教人。若此，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保ā渡匈t》，第80頁）人要行義，必須立志，要有堅強的意志，所謂“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分人者，不足以友，守道不篤，遍物不博（閱歷不廣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修身》，第12頁）。那些“思利尋焉（看重私利），忘名忽焉（不重名節），可以為士于天下者，未嘗有也”（《修身》，第13頁）。只圖私利，不重名節的人，是不可能成為仁人君子的。

為人要重視交游，因為“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指社會政治環境的習染），不可不慎也”（《所染》，第15頁）。從大的方面來說，要營造良好的社會政治環境，對個人來說，要慎于交游。“其友皆愛仁義，淳謹畏令，則家自益，身自安，各自榮，處官得其理矣?！保ā端尽?，第19頁）

墨子說為政要善擇左右，重視領導班子建設，“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所染》，第16頁）。領導的核心思想政治純潔，德能素質高，就會形成堅強的領導集體。墨子列舉“齊桓染于管仲、鮑叔，晉文染于舅犯、高偃，楚莊染于孫叔、沈尹，吳闔閶染于伍員、文義，越勾踐染于范蠡、大夫種……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言行合乎情理）也，行理性（生）于染當”（《所染》，第16頁）。墨子認為，做人為政，自己要重視個人道德節操的修養，善于擇友交游，從政要協力同心，要有共同的政治理念，才能成就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