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儉節用，厚養薄葬

1．節于身，誨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

墨子將勤儉問題，提到國家興衰治亂的高度來認識，而且要從領導者生活起居和飲食衣著做起，他說：“故帝王作為宮室……高足以辟（避）潤濕，邊足以圉（御）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沒有益處）者，不為也。是故圣王作為宮室，便于生，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于身，不以為辟怪（奇裝異服）也。故節于身，誨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于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雄偉壯觀的建筑物），青黃刻鏤之飾（彩色雕刻）。為宮室若此，故左右亦法象（效法）之。是以其財不足待兇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宮室不可不節。”（《辭過》，第35頁第36頁）“故圣人之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讓眾人觀看）。”（同上，第37頁）墨子得出結論說：“夫以奢侈之君御（治理）好淫辟之民，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衣服不可不節。”（《辭過》，第38頁）。墨子用樸實而深刻的語言指出，國家要得到治理，必須從統治階級到廣大士民群眾，大力倡導勤儉節約，反對奢侈腐敗等惡習，追求儉樸大方、高雅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勤儉節用的良好社會風尚。

2．節用其財，其自養儉，民富國治

墨子指出，勤儉是治國方針。“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于百姓，以美食當芻豢，蒸灸魚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見方一丈），目不能遍視，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效法）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不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飲食不可不節。”（《辭過》，第40頁）

“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當今之主，其為舟車與此異也，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于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效法）之，是以其民饑寒并至，故為奸邪，奸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辭過》，第41頁）墨子所謂的節，不僅指節儉、節約，而且泛指節制、節欲等。墨子還反對蓄私，“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眾。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故民少。君欲民之眾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辭過》，第42頁）蓄私不僅是倫理道德問題，也是社會經濟問題。

3．儉節則昌，淫逸則亡

墨子關于節用的要求是要對國家有利，凡是不利不實用，不能給老百姓帶來益處的，不能采用。節用可以節約支出，增加國家財力，制止浪費，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墨子說：“儉節則昌，淫逸則亡。”（《辭過》，第43頁）節儉對于個人來說是一種高尚的道德修養和良好的品行，也是反腐防變的一劑良藥。凡貪腐者必奢，因此節儉，應是一種國策，是國家興旺發達的必由之路。反之，驕奢淫逸，追求奢侈貪欲腐敗是亡國敗政之舉。

墨子出身于勞動階層，他的許多思想反映了勞動階層的愿望和要求，他說：“其為衣裘何？以為冬以圉（御）寒，夏以圉暑……其為宮室何？以為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節用下》，第191頁）節廉勤儉，“圣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財利增加一倍）也。大人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圣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無加用（增益）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得）不勞，其興利多矣。”（《節用上》，第190頁）

墨子指出：“今天下為政者……其使民勞（勞役過度），其籍斂厚（殘酷剝削），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興師以攻伐鄰國……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費，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上》，第194頁）

墨子指出：“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不滿足），歿世（終身）而不卷（倦）……其所以王天下諸侯者，此也。”（《節用中》，第196頁）

4．反對久喪厚葬

儒家從繁瑣的禮樂出發，主張久喪厚葬，大講排場，大辦喪事，以顯富貴，以示孝道。墨子嚴厲批判久喪厚葬的習俗：“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眾寡，安危治亂，然此圣王之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鞏山之陰，衣衾三領，榖木（木質差的木材）之棺，葛以緘之（葛藤捆束封閉），滿坎無封（不堆土造墳），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衣三衾，榖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三衾，桐棺三寸，葛以緘之，土地之深，下不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且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節葬下》，第216頁）

墨子指出：“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利害也（對厚葬久喪大多疑惑不定或認為恰當），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考察）……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若送從（送葬如搬家），曰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 “存乎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花光家產）”。墨子深刻指出：“厚葬久喪實不可富貧眾寡，安危理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阻）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廢除）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節葬下》，第205～206頁）

墨子認為，應效法古人，節儉薄葬：“棺三寸，足以朽體；衣三衾，足以復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墓地三尺），則止矣。死則既已葬矣，生者必無大哭，而疾而從事（盡快從事事業）。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墨子多次指出厚葬久喪的危害，“今唯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節葬下》，第214～215頁）

墨子出身于勞動者階層，他的學說在許多方面反映了廣大勞動者的呼聲和要求，他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嚴己寬人，言行一致，提倡民主政治，重視人才培養，反對侵略戰爭。在經濟方面主張發展生產，廉儉節約，節用，薄葬。反對天命，重視實踐等，墨子學說的進步性、鮮明性、深刻性以及在當時的影響力，都曾在儒、法、道諸家之上。墨子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身體力行，他豐富的理論思想、實踐活動以及其理論學說值得我們深入學習研究，他的許多思想主張在今天仍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