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兵者，所以除暴的法制軍事思想

1．法者，治之端也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法治（有使國家安定的人，沒有使國家自然而安的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后羿箭法還在，但后羿這樣的人并不是世代都有），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指法律法令不能自然起作用）。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治國的根本）也；君子者，法之原（根源）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也（治理）；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后之施（先后顛倒）矣。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也。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數，指法律條文），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勢，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而勞于索之（求人才），而休于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謹慎），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君道》，第240頁）

“無國而不有法制，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品行不好的人）；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并行而國存，上偏（前面四種情況占主導地位）而國安，在下偏（后面四種情況占主導地位）而國危；上一（前面情況一一具備）而王，下一（后面情況皆具備）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美俗，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王霸》，第225頁）

2．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反對株連，罪及無辜

“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正論》，第370頁）總之，罪與刑必須相對應，執法必須公正，根據形勢，決定輕重。

“凡刑人（懲罰）之本（目的），禁暴，惡惡，具征（懲）其未也（警戒防范），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正論》，第369頁）

“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失去權威性）；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逾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不怒罪，爵不逾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區分得十分清楚）……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逾德，以族論罪，以世（根據世襲門第）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父母妻），法雖如舜，不免型均（株連），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后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株連）論罪，以世（按門第）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君子》，第510頁）

荀子提出罪刑相應的法律公平思想，主張刑責自負，反對以族論罪、以世舉賢，具有歷史的進步性。

3．教而后誅，善賞善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國家之治，在于賢與不肖不雜，是非不亂，法制公正，但必須有君子去掌握執行，“賢不肖不雜，則英杰至，是非不亂，則國家寧……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即類似類推，根據上下法律原則，比照權衡定罪）”（《王制》，第140頁）。分析問題要全面，“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相依存）”（《六略》，第559頁）。

法律公正，執法必嚴，善賞善罰，教而后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勸勉鼓勵）；誅賞而不類（不妥善），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習俗險惡）……明禮義以一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安排順序）。”（《富國》，第189頁）

4．兵者，所以防暴禁害也，非爭奪也，善用兵者，在乎善附民而已

荀子認為戰爭是防暴禁害，反對侵略，他說：“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除暴禁害也，非爭奪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指軍隊所駐的地方，得到最完美、最普遍治理的政治局面），所過者化（軍隊經過的地方，百姓得到教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悅）喜……仁義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近）來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極（極邊遠的地方）。”（《議兵》，第309頁）

軍隊的宗旨是除暴禁害，保國護民，非為侵略爭奪。仁者之兵所在之地，社會得到很好的治理，所經過的地方，老百姓得到教化，若久旱逢甘露，人民莫不喜悅。仁義之兵行于天下，近者親其愛民，遠者慕其美德。

軍隊的生命力在于人民。“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后羿）不能中微（射中中心）；六馬不和，則造父（善駕車者）不能致遠；士民不附，則湯不能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于善附民而已”, “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后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議兵》，第292至293頁）。

荀子是戰國后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他吸收了先秦各派學說的合理因素，特別繼承和總結了先秦唯物主義思想，他主張理論聯系實際，提出聞、見、知、行的認識路線，“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儒效》，第131頁）。提出學習、修德、做人等許多正確的主張，他的愛民、富民、教民的政治經濟思想以及其法制軍事思想等，對后世影響很大，至今仍不無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