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法制，善賞善罰

1．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從曹操一生的政治軍事領導活動看，他是十分重視法制建設和嚴格執法的，他提出“設而不犯，犯而必誅”（第77頁）的法制建設指導思想，國家制定法律，要使人人自覺遵守，使之“設而不犯”，但是總會有少數人知法犯罪，對于這些人必須“犯而必誅”，嚴格立法，守法、執法，曹操深知“禮不可以治兵也”（《孫子注》，第86頁）。

曹操治政治軍，主張先教而后罰，但“恩信已洽，苦無刑罰，則驕情難用也”（《孫子注》，第110頁）。他指出“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的“驕子之兵”, “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還害而不可用也”（《孫子注》，第113頁）。強調必須有賞有罰，善于掌握賞罰藝術。如果只講恩厚，放松紀律法制的監督約束，就會出現驕子之官、驕子之將，軍隊就會處于“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孫子注》，第112頁），就會失去戰斗力。

2．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

公元203年（建安八年）曹操頒發了《敗軍令》:“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p>

曹操嚴格執行軍紀、政紀，重視頒發政令、法規，注意法制建設，選拔公正懂法的人執法。

曹操起兵之初，戰事艱苦，戰爭頻繁，士卒逃亡甚多，對逃亡士卒，處罰甚嚴，不僅處罰逃亡者，還要涉及其妻，甚至逃亡者并未逃回家里，或回家并未見到妻子，妻子也要坐罪。涿郡主簿盧毓從歷史、倫理道德方面考慮，認為對逃亡士卒處罰太嚴，涉及家屬，甚至罪及無辜，據理力爭。曹操也認識到如果對這類士卒處罰過嚴，株連家屬，不但影響軍心，而且也影響后方的穩定，于是接受盧毓的意見，減輕對這類事件人員的處罰。

3．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

曹操深知法、禮是治理國家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曹操認為在不同時期對禮與刑應有不同的側重點，在政治清明社會穩定時，以教化為主，在亂政時期，以刑為先。他在《以高柔為理曹掾令》中指出：“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第44頁）在東漢末年政令不修、豪強割據、長期戰亂、經濟衰敗、人們思想混亂的情況下，曹操主張“撥亂之政，以刑為先”。針對當時豪強權貴恣意橫行，曹操特別強調嚴格執法。公元174年（熹平三年），曹操二十歲時以孝廉郎任洛陽北部尉（掌管治安方面的官員），令人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后數日靈帝愛幸蹇碩的叔父違反禁令，非法夜行，曹操下令亂棒打死，以后京師權貴們的胡作非為就大為收斂了。

曹操強調法制，自己也嚴守法紀。一次行軍路經麥地時，他下令“軍行，士卒無敗麥，犯者死”。此時曹操的馬騰入麥中，令主簿議罪，主簿說：“按古制，罪不加于尊。”曹操說：“制法而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北惆蝿Ω钕伦约旱念^發，表示接受懲罰。在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古代，能“割發代首”實為不易。

4．德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

曹操善于掌握賞罰藝術，自己不居功自傲，常把功勞歸于大家，他說：“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且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享其勞，吾何以安焉！”（《三國志·武帝紀》）他認為功勞是大家的，他一人受賞，于心不安，于是報請封賞功臣二十余人，皆為列候，其余各以次受封，連功臣遺屬，也得到了賞賜。并說：“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眾人悉共享之?！保ǖ?56頁）厚賞功臣是曹操始終堅持的做法?！肮コ前我?，得美麗之物，則悉以賞賜有功?！笔贩Q他“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群下共之”（第1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