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長安與絲路文化

李白筆下的長安城：“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其一）“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二首》其二）兩首詩均提及長安的地名，青綺門是外郭城東門，詩中多作為送行之地的代稱。金市指長安的西市，為唐代絲綢之路貿(mào)易所在地。有趣的是，長安東、西兩地都有西域胡姬的酒肆。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學界也早有研究。知名學者向達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曾著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其中專設一節(jié)討論西市胡店與胡姬。美國學者陸威儀所著《世界性的帝國：唐朝》一書設專章討論唐朝的“外都世界”，其中用一節(jié)的篇幅敘述“在唐朝的外國人”（《哈佛中國史》第三卷）。前人所謂“西域”研究，與今天的絲綢之路研究，有很大的交叉和重復。循名責實，應該先有漢代張騫鑿通西域及隋唐以來絲路文化興盛的事實，后來才有“絲綢之路”概念及研究的出現(xiàn)。

一是絲路文化在唐代長安的遺跡。由于唐武宗時的毀佛及歷代戰(zhàn)亂等的破壞，長安地上的絲路文化遺跡大多數(shù)已湮滅，但是今天西安至少還保存有大慈恩寺（大雁塔）、薦福寺（小雁塔）。景教，唐代時正式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脫里派，也被稱為東方亞述教會。景教起源于今日敘利亞，是從希臘正教（東正教）分裂出來的基督教教派，由敘利亞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聶斯脫里于公元428年至431年創(chuàng)立。一般認為，景教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基督教派，曾一度在長安很興盛，但多由非漢族民眾所信奉。唐代景教的寺院，現(xiàn)在地面上已經(jīng)看不到，但西安碑林博物館保存有記載唐代景教情況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新千年以來，在西安大明宮遺址北，相繼發(fā)掘了安伽墓、史君墓和康業(yè)墓等三座粟特人墓葬。墓志上的粟特文引起中外學者的關(guān)注，其中安伽墓門上的祆教彩繪、石榻浮雕上的絲路舞會，反映入華粟特人的宗教及生活圖像，彌足珍貴。

二是絲路沿線外族人在唐代長安的居所。絲路沿線外族人來長安下榻在什么地方？一般認為是在鴻臚寺與禮賓院，即唐朝中央政府主管民族事務與外事接待的機構(gòu)。但需要注意的是，鴻臚寺與禮賓院是外交主管機構(gòu)，不可能接納很多外國或其他民族人士居住。其實鴻臚邸舍、鴻臚客館才是他們的主要居住地，它們相當于今天的國賓館，舊址約在今西安城含光門內(nèi)之東甜水井街至四府街南段（參看張永祿主編《唐代長安詞典》）。

三是絲路文化促成文明互鑒的一些例證。絲路文化與唐代文化相互影響，交融促進，這里以法顯、裴矩、玄奘、杜環(huán)、圓仁、遍照金剛、崔致遠、李珣等為例，其中前四位是華夏學人，后四人是境外僧人或?qū)W者。志向高遠的中原士人沿著絲綢之路向外學習，取得卓絕的成就。法顯是東晉高僧、旅行家、翻譯家，他早于玄奘幾百年即到西域、天竺取經(jīng)，寫出了《佛國記》。裴矩是隋唐時期的人，《舊唐書》卷六三《裴矩傳》記載：“大業(yè)初西域諸蕃款張掖塞，……（矩）乃訪西域風俗及山川險易、君長姓族、物產(chǎn)服章，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可以說他是一個有心之人，留下了一部記載絲路文化風物的重要著作。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名氣更大，不必贅述。杜環(huán)是大政治家、制度學家杜佑的族侄，他隨高仙芝西征中亞怛邏斯，兵敗被俘，滯留西域，其后曾游歷西亞、北非。這批滯留的唐人把中原的造紙術(shù)等技術(shù)傳播到了中亞，并在撒馬爾罕開辦了一個造紙作坊，于是中國的先進發(fā)明經(jīng)由絲路傳到了歐洲。杜環(huán)后來逃回唐朝，將他的歷險經(jīng)歷著成《經(jīng)行記》。杜佑《通典》引用了《經(jīng)行記》的內(nèi)容，該書因此保留了一些。圓仁是日本僧人，他偷渡到中國，到過五臺山、洛陽、長安等地，最后以日記體的形式撰寫《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他在中國的見聞。遍照金剛是一位日本遣唐的僧人，他撰有《文鏡秘府論》，把唐代成熟起來的格律詩的具體細節(jié)情況記錄下來、傳到了日本。崔致遠是新羅（今韓國）人，他來唐朝留學，并考中進士，還在唐朝做官，后來又回到新羅，有用漢文創(chuàng)作的詩文集《桂苑筆耕集》傳世。李珣是波斯人，他的《海藥本草》是專門記述由波斯等域外傳入中國的藥物的名稱、特點、性能等的醫(yī)學著作。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這兩組學者的八部著作很好地闡釋了絲綢之路、絲路文化促進中外文化“雙向饋贈”“文明互鑒”的理論。美國學者謝弗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書中曾說：“唐朝人追求外來物品的風氣滲透到唐朝社會的各個階層和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整個唐代都沒有從崇尚外來物品的社會風氣中解脫出來。”指出絲路文化對唐代社會文化的影響。另外兩位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king Fairbank）、賴肖爾（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在《中國：傳統(tǒng)與變革》一書中指出：“唐朝作為當時最大的帝國受到許多鄰近民族的極力仿效。人類中有如此大比例的人注意中國，不僅把它視為當時首屈一指的軍事強國，而且視為政治和文化的楷模，這在唐以前從未有過，以后也不曾再有。”這從另外一個側(cè)面來評價，指出周邊鄰近民族把唐朝當作政治和文化的榜樣，當時綜合國力的提升和文化“軟實力”的增強，實與開放開明的絲路文化興盛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