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遺忘”鄭和

鄭和下西洋是奉永樂皇帝（明成祖）之命而為。明成祖為何要興師動眾，派鄭和多次下洋出海？據研究，主要有這樣幾個目的：一是從政治、軍事、經濟上加強中國與海外各國的關系。成祖即位之初，便派鄭和船隊出洋，宣詔賞賜，并“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就是希望內安諸夏，外撫四夷，強化大明王朝的地位；二是以官方貿易取代民間貿易，采集海外奇貨珍寶，這類舶來品既可充溢國庫，也可供宮廷賞玩；三是尋找建文帝。明成祖的皇位是從其侄子建文皇帝那里奪來的，建文帝去向不明，始終是成祖的一塊心病。所以鄭和下西洋的一項“秘密使命”，就是查訪建文帝的下落。

鄭和不辱使命，非常圓滿地完成了永樂皇帝交辦的任務。他幾次下西洋后，中國在海外的影響迅速上升，很快就出現了“萬國來朝”的空前盛況，“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同時，鄭和船隊既把中國的商品、技術和文化帶到海外，也帶回許多域外的奇珍異物，客觀上推動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至于尋找建文帝，既然在海外沒有發現其蹤跡，明成祖也就可放下心來，安坐天下了。

在當時的條件下，率領這樣一支龐大的艦隊萬里遠航，其危險性和困難程度都遠遠超出我們今天的想象。船隊不可能得到國內的任何幫助，全靠主帥指揮，一切都要隨機應變、當機立斷。正是鄭和的才干、勇氣、智慧和經驗，才使遠航取得了成功，使中國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洋國家。所以，我們今天稱鄭和為“偉大的航海家、外交家、軍事家”，一點都不過分。

1424年明成祖去世后，原本就反對遣使出洋的大臣們便群起發動輿論攻勢，把下西洋說得一無是處。成祖之子朱高熾（明仁宗）繼位之后，下的第一道圣旨就是“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各處修造往諸番海船，悉皆停止”，讓鄭和與下洋官兵守備南京（1421年明朝已遷都北京）。1430年，成祖之孫明宣宗朱瞻基以外番久不來朝貢為由，再次派三朝元老鄭和出使，但這已是“下西洋”的強弩之末了。

1433年4月，62歲的鄭和遠航途中在印度的古里（今卡利卡特）病逝。海上氣候炎熱，加上航程萬里，不可能將遺體帶回中國。部下便將鄭和埋葬在當地，只把他的頭發、靴帽帶回中國，宣宗賜葬于南京牛首山南麓。今天，鄭和的衣冠冢仍在那里。而那支曾經隨鄭和遠航萬里的船隊駛回江蘇太倉劉家港之后，就永遠地停泊在了那里，再也沒有出海，船只慢慢地在港灣里腐朽、霉爛，最后被淤泥覆蓋、淹沒……

鄭和七下西洋，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也無論在當時還是于后世，都是重大的歷史事件，史書中本應有較多記載，也應存有很多檔案史料。然而，《明實錄》《明史》等正史中有關記載卻很少，評價也不高，被保留下來的原始材料更是鳳毛麟角。中國歷代素有修史的傳統，記錄、保存和整理歷史事件都是各朝的一件大事。而有關鄭和下西洋的文獻史料卻如此稀少，顯然是不正常的，也是令人遺憾的。

鄭和在歷史中被“隱去”，其實是一些人有意為之。

明萬歷進士嚴從簡寫的《殊域周咨錄》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鄭和去世30多年后的成化年間，有人向皇帝（明憲宗）說起當年鄭和下西洋的事，于是皇帝下詔向兵部索要鄭和航海的有關資料。兵部車駕郎中劉大夏事先將這些資料藏了起來，兵部尚書項忠命手下入庫查找了三天也沒找到。項忠很生氣，說庫房中的檔案怎么會找不到呢？站在一旁的劉大夏便說：“當年三保太監下西洋，花費了數十萬銀錢，死了上萬軍民。雖然弄了一些奇貨異寶回來，對國家有什么好處呢？這樣的‘弊政’，我們做大臣的一定要直言勸阻。即使那些檔案還在，也要把它們毀掉，以免再生禍根。何必還追究它們在哪里呢！”一番話說得項忠如夢初醒，連連稱是。看來，鄭和下西洋確實留下了不少檔案資料，只不過是被劉大夏等人銷毀了。

劉大夏等人認為下西洋是“弊政”，也不是沒有道理。鄭和率龐大的船隊出海遠航是一項不計成本的“皇帝工程”，永樂皇帝看重的是其政治、外交意義，而非經濟收益。經濟上，鄭和船隊每到一處，開讀賞賜、厚往薄來，確實都是賠本買賣。而要支持遠航，國內要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造船、備貨、組隊、迎送、賞賜，無不需要巨額的財政支出。而雄才大略的永樂皇帝除了派鄭和下西洋外，數年間還做了許多大事：討伐安南、親征蒙古、疏浚運河、遷都北京，所有這些活動，都要傾全國之力和浩繁的開支。為了補充日益空虛的國庫，朝廷只能加重稅賦徭役，結果是民間不堪重負，怨聲載道。而歷時最長、影響最大的遠航西洋，自然成了眾矢之的。反對者們不敢批評皇帝，便將這些賬都算在鄭和頭上。戴上了“鋪張靡費”“勞民傷財”“弊政”等罪名，官方史書中自然對鄭和的記載少之甚少，評價低之又低了。

鄭和的宦官身份，也是使他倍受貶低和詆毀的原因之一。明朝歷史的一個特點就是內廷宦官與外廷大臣之間的激烈斗爭。文官集團權力很大，皇帝往往身不由己，只得倚靠宦官集團來與之抗衡，所以宦官總是文官大臣的死對頭。只要有機會，文官集團總是要打擊、貶低宦官集團，并稱之為“閹黨”。正史中對宦官的評價都很低，鄭和自然也不例外。

明朝從建政伊始一直實行“海禁”政策，民間私自造船、出海者一律要被處死。成祖派鄭和遠航西洋，是整個明代絕無僅有的一次官方活動。鄭和下西洋之后，海禁更嚴，中國成了一個“遠離”海洋的國家。對于一個不需要海洋的國家來說，一個善于航海的人是沒有地位的，也是沒有價值的。早在15世紀初就已遠航印度洋的中國“自廢武功”，放棄海洋。

就這樣，作為明初盛事的鄭和下西洋，只在幾代人之后就被“遺忘”了。即使偶然有人提起，也不過是作為前朝“恢詭譎怪”的奇聞舊事，流傳于街頭坊間而已。鄭和死后100多年的萬歷年間，一位叫羅懋登的落第文人根據民間流傳的資料和故事，加上自己的想象，寫了一部《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與同時代吳承恩寫的《西游記》將唐僧取經故事神魔化一樣，《西洋記》也將鄭和下西洋的故事神魔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