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后的“尋找”

在清朝雍正、乾隆時期編修完成的《明史》中雖然有一篇鄭和的傳記，但卻十分簡略，總共只有700多字。在該傳記中，鄭和的形象模糊不清，對其評價也不高。關于他的身世，只寫了“鄭和，云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于籓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最后說他“經事三朝，先后七奉使”之后“亦老且死”，既看不出他生于何時何地，也不知道他死于何時何地。關于下西洋的目的，傳記也只說“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

鄭和航海史料在明朝就被毀，在清朝寫成的《明史》，只能根據稗官野史或諸如《西洋記》這樣的街談巷語。《明史·鄭和傳》和《西洋記》中都說鄭和下西洋修造了62艘長44丈、寬18丈（130×52米）的大船。一些學者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一是這樣的長寬比例從造船學的角度看是不合理的，是一個巨大的“長方盒子”，二是即使利用現代技術，也造不出這種比一個足球場還要大而且可用于實際航海的大木船。《明史·鄭和傳》最后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云”，也說明該傳記主要是根據民間資料完成的。雖然“正史”記載語焉不詳，所幸的是，當年鄭和的隨行人員還留下了幾份寶貴的個人游記：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和鞏珍的《西洋番國志》。然而，這幾部著作更多的是記錄船隊所到地方及發生事件，對人們認識鄭和其人并無太大幫助。

在長達500年的時間里，鄭和一直被埋沒在歷史塵埃中。直到500年之后，中國才開始重新認識鄭和航海的價值和意義，也才開始了對鄭和的“尋找”。

近代著名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同時也是歷史學家的梁啟超，于1905年在《新民叢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的文章。梁啟超用中西比較的方法，認為鄭和下西洋比西方的哥倫布、達伽馬航海早了六七十年，“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能與并肩者，何其寡也”。梁啟超的主要依據也是《明史》和《瀛涯勝覽》《星槎勝覽》。梁啟超繼承了中國治史傳統，對鄭和船隊所到各國地名進行了逐一考證，并以西文對照，有史有論，激情四溢。當時梁啟超眼看中國被列強瓜分，國弱民窮，希望以“海上之巨人”鄭和事跡喚起民眾的愛國熱情，振奮民族精神。在梁啟超的諸多著述中，《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并不算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但卻是首次用科學方法研究并從正面弘揚鄭和的文章，從而開啟了中國人“尋找”和“發現”鄭和的百年航程。因此，梁啟超是近代中國研究和宣傳鄭和的第一人。

梁啟超的文章發表后，許多人開始知道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辛亥革命之后，鄭和出現在了高等小學歷史課本中，與班超、岳飛、鄭成功、林則徐等被并列為民族英雄。同時，梁啟超的文章也激起了一些人研究和“尋找”鄭和的興趣，希望發現更多有關這位曾被埋沒了500年的歷史偉人的遺存和事跡。

鄭和的出生地和家世是人們“尋找”的一個重點。

《明史·鄭和傳》中只說鄭和是云南人，但究竟是云南何地卻無處可查。受梁啟超文章的影響，云南騰沖人、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1910年前后開始在云南各地尋訪，希望能找到鄭和家鄉。經過一番調查和考證后，李根源認為，鄭和是云南鎮南州（現南華縣）人，并于次年在當地立了一塊“鄭和故里碑”。這塊碑現仍在南華縣城西門外，但后來證明南華并非鄭和故里。

而幾乎就在同一時期，云南石屏人、清末狀元袁嘉谷聽說光緒年間在昆陽州（現晉寧縣）和代村發現了一塊與鄭和有關的墓碑，遂于1912年親往踏勘查訪。在昆陽月山西坡，果然見到這塊題額為《故馬公墓志銘》的石碑。碑文為明永樂三年（1405年）禮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李至剛所撰，內容是為墓主馬哈只寫的墓志銘。除了記敘墓主的生平德行外，碑文中明確寫到馬哈只有兩個兒子，長子叫馬文銘，次子就是鄭和，“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賜姓鄭，為內官監太監”。石碑背面還刻有鄭和回鄉祭祖掃墓的記載：“馬氏第二子太監鄭和，奉命于永樂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冢墳塋祭掃追薦。”袁嘉谷經過研究考證，1913年撰寫了《昆陽馬哈只碑跋》，確定昆陽和代村就是鄭和的出生地。

從這塊石碑可看出，鄭和少小離家，一直懷念著故鄉。永樂三年第一次下西洋之前，他特請禮部尚書、大學士李至剛為已故的父親寫了墓志銘，托人帶回家鄉刻立。他本人卻因一再奉命出使，無暇回鄉掃墓祭祖。直到第三次下西洋回國后，鄭和才于永樂九年十一月回到魂牽夢繞的故鄉，到“祖冢墳塋祭掃追薦”。這應該是鄭和離家后的首次返鄉，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故他對這次祭祖之行極為珍視，特意在《墓志銘》碑陰刻下那段文字，明確宣布太監鄭和是“馬氏第二子”。

這塊“馬哈只碑”除了證明鄭和的籍貫外，還為后人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一是鄭和原名馬和，出身于一個穆斯林家庭，因碑文稱鄭和的父親和祖父為“哈只”，只有到過伊斯蘭教圣地麥加朝覲的穆斯林才擁有“哈只”的稱號；二是鄭和的家庭非富即貴，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家，因為云南與麥加相距遙遠，千山萬水阻隔，往返約需一年時間，一般平民百姓是不大可能前往的；三是鄭和父親在洪武十五年39歲壯年時即去世，而這一年正是明軍平定云南，消滅元朝殘余勢力的年份，兩者之間肯定有密切關系。

基于這些重要信息，學者們便做出了這樣的分析和判斷：鄭（馬）和出生于云南昆陽州和代村的一個元朝官宦世家。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軍征云南，馬和之父在抵抗明軍的戰斗中陣亡（或自殺）。11歲的馬和被明軍擄獲，閹割為太監后送入燕王府，成為燕王朱棣的隨從，后因功勞卓著，深得燕王信賴，被賜姓“鄭”。燕王稱帝后，擢拔鄭和為內官監太監，并委之以出使西洋的重任。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家世，鄭和在墓碑銘文中才有意隱去了其父親和祖父的真實姓名，而用稱號“哈只”代之；只寫了其父的生卒年代和歲數，而不提死因。因為鄭和當時深得永樂皇帝信任，如果暴露了元朝舊臣的家世背景，將會影響自己的地位和前程。

袁嘉谷在昆陽查訪馬哈只碑時，還聽說鄭和后人家中有其他資料。果然，在離昆陽不遠的云南玉溪縣，辛亥革命元老李鴻祥將軍1936年在主持編修縣志時意外發現了鄭和家譜——《鄭氏世系家譜》，讓人將家譜抄本送給當時在云南大學任教授的袁嘉谷。袁嘉谷將抄本交給他的學生李士厚考證研究。李鴻祥和李士厚還到玉溪東營訪問了鄭和后裔鄭紹明、鄭紹文兄弟，借到了家譜原件。經袁嘉谷、李士厚鑒定，該家譜用宣紙書寫表褙而成，印有朱絲欄，紙色陳舊，認定是明代之物。經過認真考訂，李士厚寫成《鄭和家譜考釋》一書，于1937年2月公開出版，袁嘉谷為該書作了序和跋。

據家譜記載，鄭和是太監，自己沒有子女，過繼了兄長馬文銘的一個兒子，取名鄭賜。鄭賜的后代有兩支，一支在江蘇南京，一支在云南玉溪。這部家譜除了記載鄭和家世和后裔情況外，還記載了鄭和出使時的船只、人數、所到國家以及永樂、宣德兩位皇帝給鄭和的敕書等。毫無疑問，鄭和家譜是繼馬哈只墓碑之后關于鄭和家世的又一重要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