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問：墓室里《齊論·知道》的價值

今天我們看到的《論語》，是張侯之后用《魯論》和《古論》形成的版本，但是《齊論》與《魯論》《古論》最大的區別就是多了兩篇，即《知道篇》《問王篇》。海昏侯墓里發現的就是失傳1800余年的《知道篇》。考古人員發布了包括篇題“智道”（知、智通）在內兩支竹簡的照片。我們究竟應如何看待這一發現以及《齊論》的文獻學價值。

大部分人知道后世所傳漢武帝依從董仲舒的建言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從而誤以為在此之后，便是家弦《詩經》戶誦《尚書》，一派熱氣騰騰的儒學景象。實際上儒家思想對社會的普遍影響是一個逐漸擴展的過程。漢文帝時首開端倪，武帝雖繼此有較大幅度的發展，至于儒家經典和思想融通以及全面的制度性建設與社會教化，到東漢時期才日臻完善，并為后世所繼承。

漢武帝時期，儒家思想除了在官學中得到尊崇之外，在皇室成員的教育方面也發揮很顯著的作用。劉賀做昌邑王的時候，其師王式便是傳授《魯詩》的名家，而昌邑王劉賀自亦能“誦《詩》三百五篇”。較此更早，其父老昌邑王劉髆，初時系以少子為漢武帝所愛，故甫一受封，漢武帝就指令“通《五經》”的夏侯始昌來做他的“太傅”。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包括《禮記》《孝經》在內的多種儒家典籍，與《漢書》這些記載相參照，反映出漢武帝以后，在皇家子弟的培養過程中，儒家的著述已經成為教授的核心內容，而元、成二帝以后漢廷治國理念的轉變，正是以此為重要基礎；這也是海昏侯墓中出土《齊論·知道》的社會文化背景。

那么，能不能僅依據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這些儒家典籍來否定《漢書》對劉賀其人“清狂不惠”“動作亡節”之類的記載，而去證明劉賀知書達理、循規蹈矩，是一位全然符合儒家理想的正人君子呢？我認為，因為劉賀性本“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這些仁義道德的教化，只是在他的消化道里空走了一趟而已，他并沒有從中汲取營養，使之融入血液。前面提到的“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昌邑王師王式，其實正是屢屢“以三百五篇”切諫主子，但劉賀的行為，并沒有因此而發生改變。昌邑王國的中尉王吉，是另一位修身謹嚴的賢人君子，同樣引據《詩經》以諫阻劉賀的驅馳游獵行為，但這位公子哥兒卻是“復放從自若”。《詩經》《孝經》的功用既然如此，孔夫子的《論語》也就同樣無法在劉賀的身上產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奇效。

前面提到的昌邑國中尉王吉，除了一般性地“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及“好梁丘賀說《易》”之外，在對儒家學說的傳承與弘布闡揚方面，還特別“以《詩》《論語》教授”。如此一來，在他的主子劉賀的墓室中發現《論語》，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無奈劉賀其人實在是“朽木不可雕”也，王吉等人苦心教導的結果，上面已經談到，亦即這位藩王依然“放從自若”“終不改節”，直到登上天子的大位，也沒有發生絲毫改變，甚至都沒有裝模作樣地掩飾一下。

不過，現在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王吉當年向昌邑王劉賀“教授”的《論語》，海昏侯墓中發現的《齊論·知道》，就應該是其中的一部分篇章。王吉是西漢傳授《齊論》最重要學者，他學的、講的，都是《齊論》，自然會向昌邑國王劉賀講授。在昭帝去世之后，霍光派人迎立劉賀為帝的時候，王吉審度時事，剴切勸告他對霍光要“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自己惟“垂拱南面”做個傀儡皇帝而已，其間就借用了《論語·陽貨》的文句。

《漢書·藝文志》記載：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前文提到“王吉”，后面卻沒頭沒腦地來了一句“唯王陽名家”，相互關聯，王陽只能是指王吉。唐人顏師古曾解釋道：“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王吉字子陽，其少時嘗因學問而客居長安，所居里中即有謠諺以“王陽”相稱，顏師古的解釋，固然不誤。但為什么王吉字“子陽”卻被單稱一個“陽”字？蓋古人兩字之名或單稱其中一字，對“字”的稱謂，也有同樣的通例。

王吉在勸誡劉賀時曾借用《論語·陽貨》的文句，其語為：“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魯論》則本來是“讀天為夫”，今本“天”字系東漢末鄭玄依據《古論》做的訂正，而王吉所稱述者則與《魯論》不同，仍作“天”字。

鄭玄雖然號稱參考了《齊論》和《古論》，來為西漢成帝時人張禹以《魯論》為主編成的《論語》作注，但依據日本學者武內義雄的看法，他實際參考的恐怕主要是《古論》，并沒有怎么利用《齊論》。武內義雄對比后世文獻中殘存的鄭玄注文后指出，鄭氏只注出《古論》的不同寫法而沒有提及《齊論》。因而，上述引文正顯示出王吉教授的《齊論》與《魯論》之間的文字出入及其同《古論》的一致性。反過來看，這也是印證王吉所學《論語》文本系統的一個實例。

由此推測，海昏侯墓出土的《齊論》，應直接出自西漢時期唯一以《齊論》名家的權威學者王吉。因而，我們應當予以關注的，不僅是久已失傳的《知道》這一篇章重現于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竹書，是不是還有《齊論》的其他部分？由于其來源的權威性，若還發現有這一文本的其他部分，對清晰、準確地認識《齊論》的面目，將具有非同尋常的重大意義。

意義之重大，還不僅在文本來源的權威性上，而是可以借此深入了解后世《論語》文本形成過程中對《齊論》取舍的一些具體情況。因為現存《論語》版本的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基礎是成帝時人張禹編定的文，后又經鄭玄刊改，而張禹版本來是師從夏侯建學習的《魯論》，后來又轉而師從王吉、庸生學習了《齊論》，所以能從《魯論》為主且折中二本，“擇善而從”，編成定本。

因此，張禹所學的《齊論》既然也是出自唯一此學名家的王吉，昌邑王劉賀受學于王吉而寫下的這部《論語》，應與張禹從王吉那里學到的《齊論》極為接近。這也就意味著海昏侯墓出土的《齊論》寫本，應與張禹編定《論語》時所依據的《齊論》近乎一致，其文獻學價值之大，也就不言自明了。

假如在今后的清理過程中，在《知道》和《問王》這兩個《齊論》獨有而又久已佚失的篇章以外，還可以發現其他一些《齊論》內容的話，實際上對我們認識《齊論》，認識《齊論》《魯論》的傳承淵源以及這兩個系統文本與《古論》的關系，認識張禹、鄭玄以后流傳至今的《論語》文本，或許會有更為深刻同時也更富有學術內涵的意義。單單是《知道》一篇的發現，主要是可供我們了解《齊論》構成的內容，以及張禹、鄭玄等人為什么對其棄而不用，價值有限，意義十分淺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