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白“草嚇蠻書”說起

唐人范傳正在《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下文簡稱“碑序”）中記載：“天寶初，召見于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輟。”唐人劉全白在《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中記載：“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元人王伯成雜劇《李太白貶夜郎》第一折也有：“那里是樽前誤草嚇蠻書。”清人黃宗憲的《流求歌》也沿用這個典故：“歸化雖編歸漢里，畏威終奉嚇蠻書。”褚人獲的《隋唐演義》等文學作品也對此事有歌詠和渲染。這些說法均難以完全憑信。但為什么從唐代開始人們就喜歡將此事附會在李白身上，為什么都夸耀李白能“答蕃書”“草嚇蠻書”呢？

《李白行吟圖》 梁楷（南宋）畫

這一明顯的附會現象卻引發了我的幾點學理性思考：一是唐代所謂“蠻書”，確有其書，但是指唐人樊綽所著《蠻書》，此蠻書非彼蠻書，它是唐代記載南詔（在今云南）大理地區的一部歷史地理著作。

二是小說中所言李白閱讀和回復的是渤海國語言文字。渤海國在今天我國東北地區，當時這個地區的民族主要是靺鞨族，分為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渤海國主要是粟末靺鞨。據大多數研究者的看法，李白并沒有去過東北地區，他沒有太多機會接觸渤海國的語言，更不用說精通。但是，文學家為何把“醉草嚇蠻書”的桂冠授予李白，而不是杜甫、王維、岑參、高適或其他詩人？

三是即便人物與故事的核心情節是虛構的，但假托李白致書中提到頡利背盟而被擒，弄贊鑄鵝而納誓，新羅奏織錦之頌，天竺致能言之鳥，波斯獻捕鼠之蛇，拂菻進曳馬之狗，白鸚鵡來自訶陵，夜光珠貢于林邑，骨利干有名馬之納，泥婆羅有良醉之獻等，這些卻是事實，多與隋唐的中外交流和絲路文化有關。

四是在唐代這樣一個中外文化交流頻繁、絲路貿易昌盛的時期，李白經常往來并居住于國際化大都市長安，五方雜處，風云際會，李白是否也濡染了時代風氣？或者說他與這一時代風氣有何關系？

五是在李白生活的唐代，前有裴矩、玄奘等熟知殊方，后有杜環等經行中亞，且都有關于西域的行旅經歷和著作。他們是如何與異域的人們交流的？又用什么樣的語言交流？特別是像玄奘、杜環等都在絲路地區生活多年，他們是否懂外語，懂哪些外語，從何處學習，外語這個窗口對他們了解認知域外文化有何作用？

從這些稗官野史，甚至有些穿鑿附會的故事背后，我們可以看到李白是有接觸、了解絲路地區其他民族語言文化的條件的。2015年10月，兩個與李白相關的學術會議相繼在唐代首都所在地和古代碎葉城所在地召開，一個是在西安召開的中國李白研究會第十七屆年會，另一個是在吉爾吉斯斯坦召開的“李白與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樣兩個學術活動與我今天要講的題目也有某些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