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吏給賜優厚的利弊

趙宋王朝本著非趙氏不王，非功臣不爵的原則，實施了班爵制度。宋初，趙匡胤大封爵位，對皇親國戚以及擁戴他“黃袍加身”的有功之臣，分別班爵十二級，這就是王、嗣王、郡王、國公、郡公、開國公、開國郡公、開國縣公、開國侯、開國伯、開國子、開國男。獲得這些爵位者，是國家最為榮耀富貴的階層。他們占據著宋初最高級的文武要職，在封建國家處于特權地位。

兩宋時期，國家官吏的職務等級列仍實行九品十八級的制度，即自一品至九品，各分正眾，共為十八級。這是確定和標志全體公職人員政治經濟地位的基本依據。

兩宋政府給予各級官吏的物質生活待遇制度，與唐相比有所變化。一是俸祿標準有所提高，二是俸祿的內容更為多樣。總之，宋朝官吏物質待遇水準較高，在歷代王朝中是較突出的。

宋代官吏不僅享受正常的祿粟，還有綾羅綿絹，月有俸錢。宋神宗元豐改革以前，俸錢與祿物的發放比例，基本上是“一分見錢，二分它物”，即三分之一的俸祿折算為錢，三分之二發實物。元封年間改革俸祿制度以后，寄祿官按級領取俸祿，職事官除有本級俸祿外，還有“職錢”(即職務津貼)。這種“職錢”的發放，每一級又分成三個檔次(因為宋代一級，往往有三種身份人擔任，即稱行、守、試某官)。比如御史大夫和六部尚書一級的，行、宗、試者職錢別是60千、55千、50千文。

宋代官吏也有職田、但一般只配給地方官吏，中央官吏不詳。地方官吏從知州(府軍監)至小縣縣丞分別為二十頃至二點五頃不等。

宋政府厚待一般官吏，更優待高級官吏。為了使少數年高體弱、舉足輕重的官吏帶職或高職休養，創立了“祠祿之制”。所謂祠祿之制，就是由封建國家在風景名勝之所建宮筑祠，讓少數德高望重的高級官員任其虛職，以休息或養病的制度。自宋真宗設置玉清昭應宮使開始，本為優待個別僅臣短期休息而置。王旦是第一個享受祠祿者，任玉清昭應宮使，俸祿相當于原職的一半，帶有貶抑之意。其后有因病在此休息一時又歸原職的，也是因老而退居此間的。王安石改革時期，曾想將少數對改革持有異議的官員也以祠祿暫行安置。這類宮、觀、祠、廟后漸增多，大抵風景幽靜之所都建有此類設施。直到南宋末期，行之未綴。

宋政府規定，官吏可以享受三種休假待遇。一是喪假，父或母死亡，本人離職服孝的假期;二是旬假，每十天休息一天，稱為“休沐日”;三是病假，官吏生病，可以在家養病，休息一些日子。三種假期的時間規定，同于唐朝。

總之，宋朝官吏待遇優厚，衣祿無虧。趙翼評論說：“宋……待士大夫，可謂厚矣。唯其給賜優裕，故入仁者不復以自家為慮，各自勉于治行”。因為生活有充分保障，各級官吏無后顧之憂，故能自我勉勵，精心守職。所以真、仁、英宗等朝，“名臣輩出，吏治循良”。而當國家有難，民族逢艱時，不少官吏勇于赴難，“猶多慷慨救國”。比如北宋末期“支撐半壁”者，德祐年間“畢命疆場”者，等等，“歷代以來，捐軀殉國者，惟宋末獨多。雖無救于敗亡，亦不可謂非養士之極也”。這是官吏待遇優厚的積極意義。同時，宋代冗官局面十分嚴重，給予官吏的俸祿標準又高，給國家財政加劇了困厄。宋政府每年的官俸支出達錢1，666萬貫、金14，870兩、銀62萬兩。以錢為例，宋神宗時每年收入6，000萬貫，則官俸支出耗去四分之一。可見宋朝對官吏“給賜過優，究于國計易耗”，加劇了“冗費”局面，因此消極意義也大， “宋制之不可以為法也”。

趙翼對宋朝官吏給賜優厚利弊的評價頗有道理。我們要趨利避害，從中吸取經驗與教訓，作為改進干部工資報酬制度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