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賦學·辭賦研究概述·清代賦論

清代是我國辭賦研究的一個繁榮時期，其內容之豐富，遠非前代之可比擬。這表現在：

第一，涌現了一批賦話和賦論著作，將辭賦研究推向一個高峰。清代以前，除了唐宋時期專講律賦創作的賦格賦律一類著作之外，元祝堯《古賦辨體》雖對辭賦的源流演變及賦家賦作作了許多有益的探討和精到的評論，但它仍只是一部辭賦總集而非專著。明陳山毓《賦略例言》也只是《賦略》的附錄。宋元明時期，詩話、詞話均很發達，而賦話則一部也沒有。至清代則涌現了一批專門研究辭賦的賦話。這些賦話今存者有： 李調元《賦話》十卷，浦銑《歷代賦話》正集十四卷、續集十四卷，《復小齋賦話》二卷，孫奎《春暉園賦苑卮言》二卷，王芑孫《讀賦卮言》一卷，汪廷珍《作賦例言》不分卷，林聯桂《見星廬賦話》十卷，余丙照《賦學指南》十六卷，魏謙升《賦品》一卷，江含春 《楞園賦說》一卷，劉熙載《藝概·賦概》一卷。此外見于其他著作而成卷帙的賦話論著尚有：吳景旭《歷代詩話》有《楚辭話》六卷，《賦話》九卷;何焯《文選評》有《賦評》一卷，《騷評》一卷; 孫梅《四六叢話》有《騷話》一卷，《賦話》二卷;朱一飛《律賦揀金錄》附有《賦譜》一卷; 潘遵祁《唐律賦抄》附有《賦論集抄》一卷;《策學備纂》載沈祖榮、吳亮公《賦考》三卷，《賦話》一卷。有影響的專題論文如章學誠《校讎通義》中的 《漢志詩賦第十五》，程廷祚 《青溪集》 中的《騷賦論》(上中下)三篇，劉師培《論文雜記》和章炳麟《國故論衡》中關于辭賦的論述。還有清代大量辭賦選集、總集的序、跋、凡例，都是清代重要的賦論著作。可見清代賦論著作之豐富。

第二，這些賦論著作，其理論體系的系統性、豐富性與深刻性都是空前的，是我國文學史上一批珍貴的理論財富。它們之中，雖然有的跟詩話、詞話一樣，是“以資閑談”性質的資料匯編，但大多數是有精義可采的寫作態度嚴肅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它們有的比較系統地探討了辭賦的本質與流變，如王芑孫《讀賦卮言》、劉熙載《藝概·賦概》。有的則比較細致地研究了辭賦的風格與流派，如魏謙升《賦品》將賦的藝術風格分為“雅贍”、“瀏亮”、“宏富”、“麗則”、“短峭”、“纖密”、“飛動”、“古奧”等九品，每品都以詩的語言描繪了它的特點。有的對辭賦作品的藝術成就作了精辟的分析與鑒賞，如李調元《賦話》，林聯桂《見星廬賦話》。有的對辭賦中的詞語或掌故作了細致辨析與考核，如吳景旭《歷代詩話》中的 《騷話》與《賦話》，何焯《文選評》 中的 《賦評》與《騷評》。有的比較全面地搜錄了歷代辭賦作家的傳記資料，如浦銑《歷代賦話》正集。有的則將散見于各種著作中的論賦條目或賦壇掌故作了搜集與整理， 如孫梅，《四六叢話》中的 《騷話》與 《賦話》，浦銑《歷代賦話》續集。有的則專門探討辭賦創作的有關要求與注意事項，如汪廷珍《作賦例言》、余丙照《賦學指南》、潘遵祁《論賦集抄》。這些賦論著作的出現是清代辭賦研究超越以前任何時代的突出表現。清代這些賦論著作，就某一部或某一篇來說，也許只專門探討了某一方面的問題，難以構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就其整體而論，可以說是對辭賦作了全面、深刻而系統的探討，給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增添了異彩。

第三，清代賦論是清代文學創作、文學批評領域中不同流派斗爭在辭賦研究方面的反映。清代詩文有過不同流派的斗爭，辭賦的創作與批評是這場斗爭的重要方面。就辭賦創作說，自元代廢止律賦考試之后，律賦一度衰落。到清代，因館閣詞臣又考律賦，律賦又一度中興。因此，尊律賦與尊古賦的爭執，繼唐宋時期的爭執之后又一次興起。這場爭執反映到賦論上就有重律賦與重古賦的區別。乾隆嘉慶年間，律賦最為興盛。因此研究律賦的著作也特別多。如李調元《賦話》十卷，就有《新話》六卷專論律賦，浦銑《復小齋賦話》二卷，重點是研究唐宋律賦，林聯桂《見星廬賦話》十卷，則專門研究清代館閣諸公的律賦創作。江含春 《楞園賦話》、汪廷珍《作賦例言》、李一飛《賦譜》、余丙照《賦學指南》、潘遵祁《論賦集抄》專論律賦，諸如律賦的源流，律賦的風格，律賦的寫作都作了全面的探討。這種重律賦的風氣，正是當時重駢文，反對桐城古文斗爭的一個方面軍。到咸豐同治之際，曾國藩以其優越的政治地位倡導桐城古文。他針對桐城古文孱弱無力之弊，欲以漢賦之氣勢振起之。因此，他推崇司馬相如、揚雄，提倡讀古賦。于是重古賦之風又起。劉熙載《藝概·賦概》就是適應這一需要而產生的。這部著作專論古賦，對古賦源流的考辨，對古賦風格的闡發，均時有卓見確論。書中，駢賦已少論及，律賦則只字不提，表現出對律賦的輕視。這正是辭賦復古風氣的反映。于此可見，清代賦論是清代文學流派斗爭重要的一翼。

第四，語錄式、評點式、資料性是清代賦論著作在形式與方法方面的特點。清代賦論著作當然也有理論體系嚴密的論文，如程廷祚《騷賦論》及賦集的序跋。但大都是由許多互不相關的語錄式的論賦條目連綴而成的賦話。這種賦話跟詩話詞話一樣，偏重于直觀性、綜合性和資料性。它對原理的闡述，是語錄式的提要，而不是邏輯式的推理論證，一部賦話就是由這樣一條一條的語錄構成。而不是由事實歸納成理論，或由原理演繹出新的結論，多只提出是什么，而不說明為什么。對賦家賦作的分析，也多是評點式的啟示，而不作具體細致的賞析。它往往只抽取某作家的某篇作品中的幾句，簡括其特點即止，而不作詳盡的分析。評論一個時代或一位作家的藝術風格，也是這樣評點式的點到即止。這樣評點式的評論，是評論家對一個時代或一位作家爛熟于心之后，突然噴射出來的一點體會的火花，精到深刻，然而讀者亦須具有較深的根柢方能領略。它對寫作背景的評述則是閑談式的資料匯編，評論家往往只將其作為賦壇掌故加以敘述，論斷即寓于敘述之中，生動形象而引人入勝。清代賦論著作的這種特點，當然有其不足之處。它過于重視個別與具象，而忽視一般與抽象，缺少縱橫深入的綜合論述，即沒有由微觀上升到宏觀。但這種評論具體扎實，評論家通過對作品的評論，事實的敘述，讓讀者具體感受到它們的意境美、結構美、語言美、韻律美，不空洞，不浮泛。這種評論，精粹警辟，是評論家長期體察的升華，高度濃縮，極其精到，發人深省。

清代賦論的繁榮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首先，清代是我國古典文學的一個全面總結時期。賦論著作較多涌現就是這種時代風氣的體現。其次，文學觀念的演進，賦從詩文中獨立出來，也激發了賦論專著的產生。賦是一種特殊的文體。它有的近于詩，有的近于騷，有的近于駢文，有的近于散文。因此古人總是詩賦、辭賦連稱。唐宋以后文賦興起，人們更視之為文。因此，賦論大都附庸于詩話、騷話、四六話與文論著作之中。至清代，有人就強調賦是一種獨立的文體，不同于詩騷，更不同于文。程廷祚專著《騷賦論》以辨詩騷賦三者之別。劉熙載 《藝概》于《文概》、《詩概》之外，另辟《賦概》以示三者的鼎立之勢。這樣，賦論也就有必要從詩論、文論著作中獨立出來，賦論專著也就隨人們文學觀念的改變而出現。第三，清代文學流派的斗爭，也促進了賦論著作的繁榮。文學流派的斗爭，創作上必須寫出能體現其流派風格的作品以顯示其實力，選輯上必須選出能體現其流派主張的作品以供其學習，理論上必須寫出能闡述其流派理論的著作以標明其主張。清代辭賦創作有三次變化。順康之際，因受“唐無賦”說法的影響，賦作家多寫散體、騷體、駢體，是騷賦的復古時期。乾嘉之際，因館閣試律賦，律賦又盛極一時。咸同之際，因曾國藩倡導桐城古文，辭賦復古之風又起。反映這種變化，順康時吳景旭《歷代詩話》中的《騷話》、《賦話》，何焯《文選評》中的 《賦評》與《騷評》專論散體賦與駢賦，而乾嘉之際的賦話著作多專論律賦，至咸同時劉熙載《賦概》又專論古賦。這說明賦論著作與文學流派的斗爭是密切相關的。第四，樸學的興起為清代賦論的繁榮提供了良好的學術環境。首先，樸學之盛為賦論著作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其次，樸學家獨特的學術思想，嚴謹的治學方法，也成為促進賦論著作嚴謹化、理論化、系統與專門化的重要契機。

清代是我國辭賦研究的繁榮時期。其論著之豐富，涉及問題之廣泛深刻，都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