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學·古代楚辭學(西漢—“五四”時期)·清代: 古代楚辭學的高峰

清王朝建立之后，隨著政權的穩固，經濟有了長足發展，以致形成乾嘉盛世。清統治者對文人采取一軟一硬的政策，使絕大部分文人不得不，也可以說是心甘情愿地以畢生精力去從事古代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因此，楚辭學在這一時期空前繁榮，專著大量涌現，涉及的范圍包括注釋、音義、評論、圖譜各個領域，而且出現了王夫之《楚辭通釋》、林云銘《楚辭燈》、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戴震《屈原賦注》等學術地位高、對后代產生了巨大影響的楚辭學著作。

明末清初，一些具有民族氣節的文人，通過注釋楚辭來寄托自己對故國的懷念，作為精神的慰藉。如李陳玉明亡之后，“慷慨棄家入山，往來楚、粵間，行吟澤畔，憔悴躑躅”，撰《楚辭箋注》四卷，“其詞非前人所能道，然而涉憂患，寓哀感，猶屈子之志也”。(《楚辭箋注·魏學渠序》)此書以疏通文意，闡揚屈子情操為主，然于各篇意旨亦時有新見，如分《天問》為天事、地事、人間事三大段;謂《九歌》、《九章》即《離騷》中提及的啟之《九歌》與《九辯》等。又有錢澄之，事南明桂王，清兵破桂林后，他一度削發為僧，后回故鄉課耕為主。于是發憤著書，撰為《屈詁》(與《莊子詁》合為一書，名《莊屈合詁》)。“以 《離騷》寓其幽憂，而以 《莊子》寓其解脫”(《四庫提要》)?！肚b》只說解屈原作品，其原則反對穿鑿附會，以平正通達為旨歸。

清初的楚辭學著作中，以王夫之《楚辭通釋》的成就為最高。王夫之 (1619—1692)，字而農，號姜齋，衡陽(今湖南衡陽市)人，是明末清初大思想家。清兵入關南侵，他在衡山組織義軍奮起抵抗，后從南明桂王，桂林失陷，他輾轉于湘西、湘南一帶。晚年隱居衡陽石船山，多次拒絕清王朝的饋贈與召聘，閉門著書三十余年。王夫之生于楚地，更兼有亡國之巨痛，坎坷之遭逢，于是在《楚辭通釋》中，引屈原為知己，抒爾我之孤忠?！冻o通釋》共十四卷。前七卷為屈原作品，一依王逸;后七卷為宋玉等人之作。書中將《七諫》以下五篇全刪去，而將江淹五篇作品收入，并附上自己作的一篇《九昭》。全書各篇前有題解，或考釋屈子生平，說明時代背景;或闡發各篇意旨，訂正前人訛誤。其注解采用分段的方式，注與評相結合，注解中一般不引舊注。

由于王夫之撰《楚辭通釋》為發抒社稷淪亡之痛，而且也由于他特殊的遭際與博大深邃的思想，因而他對屈原的為人與作品有超出一般人的體會與理解。例如，以前注家大都認為屈子忠君，到朱熹提升為“忠君愛國之誠心”，忠君與愛國連在一起。王夫之則認為屈原是 “愛國”與 “怨君”! 其《哀郢后序》云：“《哀郢》，哀故都之棄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離散，頃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原之被讒，蓋以不欲遷都而見憎益甚，然且不自哀，而為楚之社稷人民哀。怨悱而不傷，忠臣之極致也!”又《涉江》“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兩句下釋曰：“人不足怨，而守正無疑。安于幽廢，明己非以黜辱故而生怨。所怨者，君昏國危!”屈子愛國，愛的是百姓之國;屈子怨君，怨的是危國之君。這一深刻的見解既是他思想中民主因素的反映，同時也包含著對南明王朝的失望與怨憤。

《楚辭通釋》中的獨到之見不僅僅表現在對屈子精神的理解上。例如： 言《禮魂》為送神之曲，乃《九歌》前十首所通用; 釋 《九辯》之 “辯” 為“遍”;析《九歌》為娛神之曲，而無托喻諷諫之意，等等?；驗樾乱?，或在他人基礎上加以發揮，并為后人所重視?！冻o通釋》在楚辭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著重從文學角度評析楚辭，曾在明代形成風氣，這種風氣在清代也得到了繼承，特別是在亡國之痛隨著時光逐漸淡忘之后。林云銘的《楚辭燈》便是這一風氣的重要代表。

林云銘，生卒年不詳，字道昭，號西仲，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其楚辭注釋書稿，先毀于兵燹，再毀于火災，后來閉門追記，并補未注各篇，才完成《楚辭燈》一書。他在《自序》中說：“二千年中讀騷者悉困于舊詁迷陣，如長夜坐暗室，茫無所睹”，于是作《楚辭燈》，欲“使讀者洞如觀火，還它一部有首有尾，有端有緒之文”。其書首列 《自序》、《凡例》、《史記·屈原列傳》與 《楚懷襄二王在位事跡考》，正文四卷，只收屈原作品，篇目與 《楚辭聽直》同。其體例為逐句詮解，分段注疏，各篇篇末有一段評論，以“林西仲曰”領起。其評注重于文義和作品結構、藝術方面的分析。例如評《少司命》曰：“開手以堂下之物起興，步步說來;中間故意作了許多波折，恣意搖曳，但覺神之出入往來，飄忽迷離，不可方物;末以贊嘆之語作結。與《大司命》篇另是一樣機軸，極文心之變化，而步伐井然，一絲不亂?！睂訉悠饰?，頗有會心，對讀者理解作品的構思與脈絡，很有幫助。此書因此特點而深受一般讀者的歡迎，在當時盛行于世。此外，林云銘在屈原憂國憂民精神的闡發上，在一些字詞的訓詁上亦有較好的意見。但總的說來較淺。

與林云銘風格相類的還有屈復與陳本禮。屈復先祖為楚人，遷居關中后，緬懷屈子高節，思念故楚風物，于是撰《楚辭新注》八卷。此書分節為注，先注后評，特別注重文脈的掌握與疏理，闡發作品的內涵與意義。便于初學者閱讀。而且，屈復不同于林云銘的蔑視舊注，而是在前人的基礎上自出新意。陳本禮則前后四十四年，撰成《屈辭精義》六卷，欲使“廬山面目，得以一洗塵昏于二千年后，不致沉埋于霾云宿霧中”(《自序》)，亦似林云銘之口吻。據近人姜亮夫研究，陳氏曾五易其稿，初稿中本來就較少的章句訓詁，在改定時又多刪去。故此書旨在微言大義的闡發，而多從作品的脈絡，通過上下關合的掌握來分析作者的思想與作品大義。同時，由于陳本禮是詩人，深諳藝文，往往能以精煉的語言點出作品的藝術境界，將讀者帶入詩歌所描繪的美的意境之中。

清初學者主張經世致用，反對宋明以來的性命空疏之學，漸次形成乾嘉學派。清代樸學繼承漢儒學風，提倡實事求是的考據，排斥不著邊際的空泛之論。在這種學風的影響之下，從康熙乾隆開始，清代的楚辭學，在風氣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蔣驥、戴震、王念孫、江有誥、朱駿聲等人，以深厚的功力、嚴謹的態度從事楚辭研究，將清代楚辭學推向了頂峰。

蔣驥的《山帶閣注楚辭》是清代楚辭學發生轉折的標志。蔣驥 (1678—1745)，字諫塍，武進 (今江蘇常州市)人，功名不遂，一生以詩書自娛。他傾注了畢生心血，撰成《山帶閣注楚辭》。全書包括卷首、正文、余論、說韻四個部分。正文共六卷，只收屈原辭作，以《招魂》、《大招》為屈作，故在王逸基礎上增加此兩篇。又謂《大司命》與《少司命》、《湘君》與《湘夫人》為同類神，二司命合為一篇，二湘合為一篇，《九歌》仍為九篇，以合二十五篇之數。注解采用分段為注，訓詁與疏解相結合的方式。

《山帶閣注楚辭》一個突出的特點是翔實嚴密。這首先表現在此書的構成上。除正文外，“卷首”列所采用書目四百來種，又列《史記·屈原列傳》、沈亞之《屈原外傳》、《史記·楚世家》節略、楚辭地圖五幅;“余論”分上下卷，通論全書及分論各篇作品;“說韻”考楚辭音韻。凡有關楚辭的各方面，無不細加搜羅考究，使全書構成一個嚴整而全面的體系。這一特點還表現在考證與分析上，例如，他征引《山海經》、《戰國策》、《史記》等古籍，證明“長沙”之名始于戰國以前，從而訂正了“長沙之名，自秦始建”的說法，澄清了人們對《懷沙》的誤解。又如論及《哀郢》序次時，對洞庭湖一帶的山川地理進行了詳盡考辨。因此對屈原的行進路線提出新的看法。由于蔣驥諳于史實，考辨有據，其許多結論都令人信服，大不同于明人主觀空泛的議論。故《四庫提要》說他“分析考論，雖有駁談，亦時見精邃之言，終非明以來泛言可比”。

而且，此書并非只作考證，也善于闡發作品題旨和藝術特色。如分析《離騷》是“以好修為綱領，以彭咸為結穴” ( 《余論》上)。又如比較 《招魂》與《大招》曰：“《大招》是實情，《招魂》是幻語。《大招》每項俱各開寫，《招魂》則首尾總是一串。其間有明落，有暗度，章法珠貫繩聯，相繹而出。其次第一層進一層，入后異彩驚華，繽紛繁會，使人一往忘返矣?！?《余論》下)沒有深切的體味與細密的思考，是很難有如此精確之見的。此外，蔣氏不拘于傳統詩教的“比興”之說，注意到楚辭的南方文化特征，多引古代神話進行注解，亦屬難能可貴。

如果說《山帶閣注楚辭》體現了清代前期向乾嘉學風的過渡，那么戴震的《屈原賦注》則是乾嘉學派在楚辭研究領域的豐碩成果。戴震(1723—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人，是著名學者，清代最有成就的樸學大師之一。他精通天文、歷算、史地、音韻、訓詁、考據各門學問，在生活十分困苦的情況下，閉門著書，30歲時撰成 《屈原賦注》 一書。全書包括《注》七卷、《音義》三卷、《通釋》二卷，共十二卷，只注屈原辭作二十五篇，篇目、篇次一依王逸《楚辭章句》。采用分段注釋的方式。

此書卷首《盧文弨序》言戴震之注“微言奧指，具見疏抉，其本顯者，不復贅焉。指博而辭約，義創而理確”，誠如斯言。戴氏以樸學家的功力與嚴謹態度，不事臆測，不作空談，通過對章句語詞的訓解，對名物制度的考訂來闡明作品的題旨義蘊。例如釋《東皇太一》云：“古未有祀太一者。以太一為神名，殆起于周末，漢武帝因方士之言，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唐宋祀之尤重。蓋自戰國時奉為祈福神，其祀最隆，故屈原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也?！短旃贂罚?‘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呂向曰：‘祠在楚東，故云東皇?！绰勂鋵?。”他先通過對 “太一”及漢武時方立祠的考證，斷定 《東皇太一》非祠神之歌，然后引《天官書》與呂向說，加以補充說明。又如從天文與典章制度上考證《東君》中“天狼”與秦之關系，據此推斷《東君》作于頃襄王朝; 承汪璦《楚辭集解》， 援篇中三例， 考證《離騷》中“夏康娛以自縱”之“康娛”為連文。其注于明白之處不再重復，而凡有新見，必以嚴密的考證為基礎，因而對后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戴震的《屈原賦注》與王夫之 《楚辭通釋》、蔣驥 《山帶閣注楚辭》鼎足而三，是清代最有價值的楚辭學著作之一。

乾嘉學派在楚辭研究中的成就還表現在楚辭音韻學上。王念孫《毛詩群經楚辭古韻讀》將《詩經》、《楚辭》及諸經書中有韻之文，分別摘出韻字，歸于二十一部，江有誥的《楚辭韻讀》則將《楚辭》各篇韻字分別歸入十八部。在辨別韻字、古韻分部、古之四聲以及《楚辭》句讀等方面都有所考究闡發。

乾嘉學派的楚辭研究成果還有朱駿聲《離騷賦補注》、丁晏《天問箋》等，而同時期的陳遠新《屈子說志》、胡文英《屈騷指掌》等，也深受乾嘉學風的影響。

清代末年，社會動蕩不安，清王朝的統治搖搖欲墜，更兼西學東漸，中國的思想界、學術界呈現出紛繁多元、新舊矛盾交錯的格局。楚辭研究領域，也不再是乾嘉學風的一統天下，盡管仍然以傳統的治學路子為主，但畢竟有了一些新的氣象。

俞樾的《讀楚辭》與《楚辭人名考》(收《春在堂全書·俞樾雜纂》中) 可說是乾嘉學風的延續?！蹲x楚辭》以札記體對《楚辭》中有關名物制度、字句涵義進行考辨詮解，共得四十一條; 《楚辭人名考》則對《楚辭》中人物鬼神名加以考核辨證，共得一百七十六條?？加唶烂埽瑫r有發見。

清末著名學者、詩人王闿運撰《楚辭釋》十一卷。此書非以繁富考據為勝，而以獨出心裁為長。如認為屈原二十五篇皆作于懷王客秦之后，《離騷經》之“經”為屈原自題，《漁父》中之“漁父”為楚之舊臣，等等。新見迭出，聞所未聞。故姜亮夫評論曰：“大抵闿運為學，能深思，而失之于好奇。凡篇中訓釋大義，處處有本，令人嘆其精允，而時時詭異，令人覺其不安云。”又曰：“清人《楚辭》之作，以戴東原之平允，王闿運之奇邃，獨步當時，突過前人，為不可多得云。” ( 《楚辭書目五種》)

桐城殿軍馬其昶撰《屈賦微》，此書采前人之注多達四十余家，并能于諸家基礎上熔鑄己意，由博反約，駕馭自如。馬其昶特別強調屈子的愛國思想，而猛烈抨擊“千古之賊臣篡子”，其中隱約可見反君主專制的思想光輝。

清末廖季平作《楚辭新解》與《楚辭講義》，由懷疑屈原作品，進而否認屈原其人的存在，為“屈原否定論”的始作俑者。又有劉師培、王國維從南北文學之不同的角度評論楚辭，或以為楚辭為南方文學之代表，或以為楚辭為南人而學北方之產物，都能給后人以啟迪。特別是他們的研究方法、思維方式已對傳統有所突破，表現出新時代的某些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