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環下消失的“我”

“我”不見了。

在生活這似乎是笑話，然而在建國初直到七十年代后期的新詩史上，這卻是一個令人心酸的事實：在近三十年的時間里，我們的詩中，找不到“我”的影子，找不到詩人自我抒情的形象。我們所看到的絕大多數主人公，是從外貌到內心都只有共性而毫無個人特色的“平均數”。

這和當時的理論指導是分不開的。建國之初的詩歌理論，提倡抒情主人公必須是擺脫了“小我”的“大我”，認為詩人的形象應當是“一個正面人物的典型形象”，或者是“這首詩的唯一的典型形象，是群眾當中的一個先進人物、模范人物”，是一個“純粹的人”。

于是，詩歌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便不知不覺地脫離了詩人的個性，脫離了活生生的普通人的真實情感。詩歌主人公的形象高大而完美，如同籠罩著一層耀眼的光環。在這光環之下，作為抒情個體的小我漸漸消失，作為“純粹”化身的大我日益成為唯一的歌者，詩歌走向一般化和統一化。于是采煤工人們都唱“我為革命把煤采，心紅膽壯志豪邁”、“烏金寶庫咱來開，紅色地球咱來繡”，瓦工們都是“登上腳手架，胸懷普天下”，生產隊長“望著隊里百十口，想著天下三十億”，而造船工人們則“胸懷五大洋，造出千輪萬船奔四海，駛向共產主義紅海港”……

與理論實踐相適應，批評界也擯棄了詩中的“自我”。所以當郭小川以“我”的口吻向“青年公民”發出召喚，當賀敬之在給黨的頌歌中插入了一段“我”的經歷的抒唱時，“口氣太大”、“突出個人”等帽子便紛紛向他們扣來了。

“自我”噤若寒蟬。充斥著豪言壯語的詩壇熱鬧而又沉寂。我們不復聽到詩人訴說自己的苦悶與歡樂、友誼與愛情，也不復看到冰心式的清麗和郭沫苦式的豪放紛呈異彩。我們只看到光環下千篇一律的“純粹”。

然而，詩是“真”的文學，以真動人。詩又是抒情的，所以它無法拋開詩人自我抒情的形象。即使是進步詩歌中超越個人的“大我”，也總是通過充分個性化了的“小我”來表現的。一旦在詩中驅逐了“自我”，以“純粹之言”代替了真實的喜怒哀樂，詩便往往會流于虛假空洞，也就失去了詩的個性特征而不復為詩了。

讓我們記住曾經有過的教訓，讓我們珍惜詩的本來面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