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制·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察舉制及其向科舉制的過渡·漢代察舉制與“陽嘉新制”

1.漢代察舉科目及獨尊儒術的選士方針

漢代的察舉制度，是在西漢高祖到武帝之間漸次形成的。所謂“察舉”，即考察后予以薦舉。《漢書·高祖紀下》記，高祖十一年(前196)下求賢詔，令舉“賢者智能”之士，并“尊顯之”。《漢書·文帝紀》記，文帝二年(前178)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十五年(前165)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歷三十余年，賢良特舉策試之制才正式形成。又據《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三十年后孝廉歲舉之制亦正式建立。

漢代察舉科目繁多，現綜合黃留珠《中國古代選官制度述略》、劉虹《中國選士制度史》，列表如下：

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遼寧大學出版社)將其劃為四類：

(1)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特科。往往在發生災異、動亂或其他重大政治變化時設，常有“求言”即征求吏民意見的目的。被舉者以“對策”形式發表政見，然后分等授官。

(2)明經、明法以及勇猛知兵知法等特科，是為擢舉各類專門人才或特種人才而設。舉后須再加檢驗，如明經科要射策試經等(明經科不中者須到太學學習后再試)。

(3)秀才、孝廉二科，為向朝廷定期貢士而設，面向一切吏民。前者為州舉，后者為郡舉，這兩科最初沒有考試，舉后直接授官。

(4)尤異、治劇等特科。尤異科面向郡縣長官，治劇科面對郡守、縣令，這兩科系專門選拔有政績的地方官員而設。

建元元年(前140)，漢武帝下詔舉賢良，鴻儒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中力陳孔子之學，在第三次對策中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選士方針，他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漢書·董仲舒傳》)



劉虹《中國選士制度史》認為：“ ‘獨尊儒術’為培養和選拔人才明確了方向和標準。從此，儒家經術和儒家倫理道德方面的要求成為選士的主要標準，儒生成為選士的主要對象。”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指出：賢良、孝廉科目作為“漢代察舉制的典型形態”，“是與知識群體特別是儒生集團的參政，與王朝之最終把儒術奉為正統意識形態的過程是一致的”。并指出，“賢良、孝廉之所以殊異于此前的官吏舉薦之法的，一是設科名目上的‘進賢’意圖，二是舉薦形式上的‘貢士’色彩。這兩方面，充分地適應于上述儒家的為政以德、教民以德、以及由恪守德義的君子賢人任官以‘軌德立化’的思想，體現了一種在選官上 ‘以德取人’ 的原則”。

2.陽嘉新制

察舉制的問題在于舉薦無統一標準，到了東漢，貴戚操縱察舉，弊端橫生，《后漢書·種暠傳》記：“今當舉之孝廉，多得貴戚書令。”王符《潛夫論·考績》：“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諂諛應直言……富者乘其財力，貴者阻其勢要。”徐干《中論·考偽篇》斥察舉為“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紿、朋友相詐”。

于是，順帝陽嘉元年(132)尚書令左雄針對察舉制中弊端進行改革：



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后漢書·左雄傳》)



可見陽嘉新制的中心內容是建立考試制度。考試內容的“家法”是儒學經術，“箋奏”則為行政文書。考試程序是先至公府課試，然后在端門由尚書復核。所謂“端門”，《文獻通考·選舉一》認為：“端門，太微左右執法所舍，即御史府。猶近世御史臺覆試進士之法也。試之公府而覆之端門，此所以牧守不敢輕舉而察選清平也。”《資治通鑒》漢紀胡三省注曰：“宮官之正南門曰端門，尚書于此受天下章奏。令舉者先詣公府課試，以副本納之端門，尚書審核之。”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認為“端門是一個經常舉行察舉對策的地方”。

陽嘉新制并非憑空產生的。此前，漢代選官中，就已有射策、對策之考試了。

射策，類似抽簽考試，始于武帝，用以對經術的考試。對射策的解釋有二：一為《漢書·蕭望之傳》顏師古注：“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于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一為《后漢書·順帝紀》注引《前書音義》：“甲科，謂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任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上者為甲，次者為乙”。

對策，主要用于陳政之考試，創于文帝。賢良、有道等科須經對策陳政之試。《漢書·蕭望之傳》顏師古注：“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文心雕龍·議對》云：“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對策兼有考察才藝和征詢政見的雙重目的。

此外，還有誦書和書法的考試，應用于令史之選試。《漢書·藝文志》：“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

另有尚書郎的箋奏之試。據《初學記》卷十一引《漢官》：“尚書郎初從三署郎選，詣尚書臺試。每一郎缺則試五人，先試箋奏。”此試始于東漢光武帝。箋奏之試為陽嘉新制提供了依據。

陽嘉新制一度使“牧守畏栗，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后漢書·左雄傳》)。它加強了察舉制中考試的因素，為后世以考試為核心的科舉選士提供了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