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學·富國學的流變與發展——從西漢到唐代·桑弘羊的富國思想和政策

桑弘羊是漢代著名理財家，主持西漢王朝財政工作達三十年以上，他主要是一個理財家，并無深厚的理論基礎，他的富國思想主要是在為其政策作辯護和說明時反映出來，其思想和政策主要見于 《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和《鹽鐵論》一書中，桑弘羊的富國論突出的有兩個特點，其一是由國家掌握商品貨幣的開闔斂散之權，而用富商大賈賤買貴買、囤積居奇的辦法來同商賈爭利，將大量社會財富集中于國家手中，這樣官營工商業成為富國的重要途徑。其二是把富國局限于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突出了狹義富國論的含義。

桑弘羊的富國政策是包括均輸、平準、酒榷、鹽鐵官營等一系列官工商業政策和國家壟斷貨幣鑄造權等所構成的。《史記·平準書》記載： “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孔)僅管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利，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绷頁尔}鐵論·憂邊》大夫云：“群臣盡力畢議，冊滋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以贍邊?！睋丝芍敗⑵綔?、酒榷、鹽鐵官營這些官工商業政策是由桑弘羊創設或經其手擴大推行開來的。桑弘羊對均輸平準有如下說明：“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鹽鐵論·本議》)，下引只注篇名)。可見均輸是有關貢物制度一項改革，在離京師較遠的各地，設置均輸官，人民可將原來繳納的實物以全年中價格最高時的零售價格折成現金繳納，再由均輸官在京師或價格低廉的地方購買后上繳國庫，可節省運費，賺取價格差價。平準是配合均輸制度的一項調節物價的措施。在京師設置平準官。在離京師較近的地方仍以方物進貢，平準官負責接受這些貢納之物，并負責平抑京師物價，貴即賣之，賤即買之?？梢娖綔誓耸欠扼黄郊g和李悝平糴政策的擴大和發展。酒榷則是由政府獨家釀酒并專賣之，而禁止民間釀造。鹽鐵官營政策中，鹽是由民間在國家監督下生產，交國家銷售。鐵則統一由國家控制全過程?！吧：胙蛴终埩罾舻萌胨谘a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平準書》。桑弘羊放棄了“告緡”這項最不得人心的陋政。但又推出入粟補官、贖罪免死、入粟可終生免除力役等政策。此外桑弘羊繼續實行由國家壟斷貨幣鑄造發行，“摧抑浮淫并之徒”的政策，說“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錯幣》)。桑弘羊這些政策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縣官大空”，即彌補國家財政虧空的問題。通過擴大封建專制國家的財政收入，增強其經濟實力。就這一有限的目標來說是實現了。據史書記載：“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漢連兵三歲，……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余谷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均自 《平準書》)。桑弘羊自己也說：“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 ( 《為耕》)，“總一鹽鐵……是以縣官用饒足”( 《本議》)。

但是，桑弘羊這些富國政策具有相當強烈的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色彩。它雖然增加了封建國家的財政收入，實現了狹義的富國，卻損害和抑制了形成長期經濟增長的要素和活力。正如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所說的那樣：均輸政策是“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行奸買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本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平準政策非但未能平抑物價，反而導致物價飛漲：“縣官猥發……萬物并收，則物騰躍。”貪官污吏則乘機大發橫財，“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本議》)。鹽鐵官鹽則弊病更大，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1)官營產品質量低，成本高。“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2)價格死板，好壞沒有差別，“壹其價，善惡無所擇”;(3)購買困難，耽誤農時，“吏數不在，器難得……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后農時”;(4)價格高，百姓買不起，“鹽鐵價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而淡食。”文學賢良來自民間，說的是親身感受，使這些批評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御史在聲辯中承認：“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輕重》)。賢良文學受傳統重本抑末論束縛，未能認識到“以排富商大賈”正是官營工商業的最大弊害，因為從歷史的角度講，打擊和排擠了私營工商業，也就扼殺了經濟增長的生機與活力。

桑弘羊的富國思想歸結起來就是： 發展官營工商業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而增加財政收入也就是富國。他說：“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本議》)。“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畜積以備乏絕，所給甚眾，有益于國，無害于人”(《非鞅》)?！肮げ怀?，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本議》)。指出“今議者欲罷之”將會“內空府庫之財，外乏執備之用”(同上)。所謂“贍農用”，“足民財”都不過是裝門面的話，真正的目的還在于這些官工商業能內充府庫，外足執備之用。這樣，桑弘羊就把官營工商業看作是富國足民的良方。他說：“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力耕》)，并進一步論證這一思想說： “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于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都之沖，跨街衢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通有》)。作為一種富國思想，桑弘羊的上述觀點是片面而膚淺的。第一，他未能區分富國與富家的不同，未能貫徹發展生產力的觀點，也根本沒有國民財富的觀念。對于整個國家來說，國民財富的增加離不開農虞工這三大生產部門，也離不開 “勞身” 和力耕”即人的勞動，這一點他連商、韓都不如，更不用說《管子》和荀子了。桑弘羊所謂富國不是廣義的，即增加國民財富總量，在此基礎上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而是狹義的，專注于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桑弘羊是典型的狹義富國論者。他只注重在流通領域剝奪老百姓，聚斂現有的財富，而不注重在發展工農業生產的基礎上增殖財富，這就走上了荀子所說的“伐其本，竭其源”的危險道路。漢武帝的晚年尚能覺察到前此所走的道路的危險性，下了罪己詔，提倡“力本農”，富民養民?？上：胙驅Υ撕翢o覺悟。在這方面同他對立的賢良文學的眼界比他還要開闊些，他們說：“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鐵器者，農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讎滅，仇讎滅，則田野辟，田野辟而五谷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禁耕》)，這是建立在生產論基礎上的廣義富國論。第三拋開農業這個基礎談論富國，說“富國何必用本農”，在桑弘羊所生活的時代是完全不現實的。農業作為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部門對于實現富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一點幾乎為所有古代思想家所承認，包括同桑弘羊同時代的也很重視工商業的司馬遷也是如此。第四桑弘羊雖然主張以工商富國，但他主張大力發展的是官營工商業，而非私營工商業，相反，他是代表封建國家打擊私營工商業的。官工商業與私人工商業性質不同，它不是瓦解封建自然經濟結構的因素，而是強化自然經濟結構的力量，最終只能對經濟增長起阻滯作用。因此桑弘羊是抑工商的而不是代表商人資本利益的。相反，賢良文學雖然打著“進本退末”的旗號，在義利問題上搬用舊的教義，但他們反對的乃是官工商業，而非一般的工商業。如他們說：“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愿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本議》)，這就清楚地表明，他們所謂“末”是專指官營工商業。對于私營工商業他們是贊成的，并為之請命：“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谷同賈(價)，器和利而中用。……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挽運衍(散也)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谷新幣易貨，或時貰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水旱》)，“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奸之能成?”(《禁耕》)那種認為桑弘羊是重工商的，儒生是抑工商的傳統觀點，乃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工商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