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學·什么是校勘·校勘與校讎的區別

長期以來，有相當一部人認為，校勘就是校讎，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說法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是認真追究根底，則不難發現它們是有區別的。

“校讎”一詞創自劉向，他說：



“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其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



這是李善注《文選·魏都賦》所引《風俗通》中引的劉向《別錄》語。宋修《太平御覽》卷六一八《學部》一二“正謬誤”條，也引了一段內容基本相同的話：



劉向《別傳》(按當為《別錄》之誤)云：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析，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



雖然有人解釋說，一人校稱“校”，二人共校為“讎”，但不論是讎校還是校讎，從字面意義上看，基本都指校勘。《后漢書》卷一○《和熹鄧皇后紀》中亦使用了 “讎校”一詞：



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數術。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詣東觀讎校傳記。



唐章懷太子李賢注云：“讎，對也。”這和劉向的解釋“如怨家相對”完全吻合。可以認為“讎校傳記”，即是對“傳記”的校勘。

但是，自宋人鄭樵著《通志·校讎略》，復經清人章學誠著《校讎通義》，“校讎”一詞的含義變得復雜起來。這一點，章學誠講得最明確，他說：



校讎之學，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別，最為推見古人大體，而校訂字句，則其小焉者也，絕學不傳，千載而后，鄭樵始有窺見，特著校讎之略，而未盡其奧，人亦無由知之。世之論校讎者，惟爭辨于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矣。近人不得其說，而于古書有篇卷參差，敘例同異當考辨者，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真屬詫聞。

(《章氏遺書·外編·信摭》)

從章學誠的話中不難看出，他基本否定了校讎應當大體就是校勘的固有涵義，卻認為圖書分類，即所謂“淵源流別”才是校讎的根本。清代另一學者朱一新亦持此類主張，他說：“校讎之學所以可貴，非專以審訂文字異同為校讎也……世徒以審訂文字為校讎，而校讎之途隘;以甲乙簿為目錄，而目錄之學轉為無用。多識書名，辨別版本，一書估猶為之，何待學者乎?”(《無邪堂答問》卷二)近代著名學者余嘉錫對章、朱之說有所批評，他說：



據《風俗通》引劉向《別錄》釋校讎之義，言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則校讎正是審訂文字，漁仲 (鄭樵)、實齋 (章學誠)著書論目錄之學，而目為校讎，命名已誤。朱氏之說非也，特目錄不專是校讎、版本耳。

(《目錄學發微·目錄學之意義及其功用》)

其實，劉向已經給校讎下了明確的定義，而章學誠則將劉向所言校讎的內容斥之為“爭辨于行墨字句之間”，“則其小焉”，并予以摒棄，但是仍然保存校讎這一軀殼，卻充入“淵源流別，最推見古人大體”之實。“淵源流別”指的是劉向校書中最關鍵的一環——編目，除此之外還有編書、校讎，然而這三部分工作，在當時只有校讎有個明確的名目，這大概就是章學誠以校讎之名為編目之實的原因。

當年劉向奉命校書是在西漢成帝和平三年 (公元前26)，這正是我國書籍的簡牘時期。由于簡牘笨重，且一簡一牘容字不多 (一般是二十至三十字左右)，故當時書籍的流行方式和后世不同，那時的書籍不是以整部書的形式流傳，而是以單篇的形式流傳。怎么證明這說法不是想當然呢?《史記》卷六二《管晏列傳》有司馬遷的論贊：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



這里除《晏子春秋》外，都是《管子》一書中的篇名，其中《牧民》、《山高》(一名《形勢》)、《乘馬》都在第一卷，《輕重》在卷二四，只有《九府》不見于《管子》，裴骃說“《九府》書民間無有”，但司馬貞說，所謂《九府》，“蓋錢之府藏”，所以應該作《輕重九府》。總之，司馬遷不說讀《管子》，而說讀《牧民》等等，足見這些篇都是單獨流行的，否則太史公不會只提這么幾篇。又如《史記》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



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孤憤》、《五蠹》都是《韓非子》一書中的篇名，秦王不說讀《韓非子》，卻說讀《孤憤》、《五蠹》之書，既然稱之為“書”，足見這些篇是單獨流傳的，否則，秦王的話就令人費解了。

清代著名學者劉寶楠在所著《愈愚錄》卷五“古書篇傳單行”條，亦提供了三條證據：



①《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通《保傅傳》，《考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 《保傅傳》乃 《賈子》 書中一篇。

②又《藝文志》“弟子職”一篇，應劭注，在《管子》 書中。

③《后漢書·竇融傳》 “乃賜融以 《外屬圖》及 《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皆是篇傳單行。



特別是《漢書·藝文志》在著錄圖書時，大都交待了某書多少篇。如《春秋類》：“凡春秋二十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這里提到省《太史公》四篇，是說明當時書籍確實是以單篇流行的又一證據。

既然當時的書籍是以單篇流行，這就給當時的整理和著錄圖書帶來一些麻煩，即整理者必須把一個人或一個學派的所有單篇文章收集到一起，校訂訛誤，刪去重復，確定或統一書名，然后才有可能著錄，所以，劉向的校書實際上包含了三方面的工作，這就是：①校勘，即當時所說的校讎。②校訂新本或編定新書。③撰寫書目，加以著錄。這三項工作簡而言之就是校勘、編書、編目。當時，劉向作為這次校書的總其成者，“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漢書》卷三○《藝文志》)。據梁代著名目錄學家阮孝緒說，這些書錄“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但因這些書錄很有參考價值，故“時又別集眾錄，謂之 《別錄》，即今之 《別錄》是也”(《七錄序》，見《廣弘明集》卷三)。由于這些書錄的別行，故至今仍可看到部分流傳下來的這類書錄，這對后人了解當時的校書工作是十分有意義的，現舉幾例如下：



① 《戰國策》 書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余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

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后，迄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②《晏子》書錄

右《晏子》凡內外八篇，總二百十五章……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臣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椾，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③《管子》書錄

……臣向言： 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



從以上列舉的書錄不難看出，當時社會上所流傳的書籍，不僅一書的篇第參差不齊，如《晏子》有十一篇者，又有五篇者，甚至還有僅一篇的，而且書名也不統一，如關于戰國策書，即有六個不同的書名。這種情況，便決定了劉向校書必須是校讎、編書、編目三項工作同時先后進行，否則就不可能理清當時的中秘藏書。

但是隨著紙的發明和廣泛使用，書籍的傳播方式起了很大變化，它不再以單篇流傳，而是以集的形式出現。《四庫總目》“別集類”小序說：



集始于東漢，荀況諸集，后人追題也。其自別名者，則始張融《玉海集》，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朓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于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



由于書籍的流傳形式發生了變化，這時，所謂校書三個環節中的編書一環便基本不復存在了。如果說，過去廣搜異本既是為了校勘，又是為了編書的話，那么現在就只是用于校勘了。再者，因為書籍大都由作者手自編定，這時著錄圖書也就比過去簡便了許多，如果說，過去必須先按人或學派收輯單篇，編定成書之后再加以著錄的話，那么現在只要廣泛搜集各種圖書詳加分類就可以了。例如梁代的目錄學家阮孝緒，即可憑借一人之力，編成一部頗為重要的書目——《七錄》，他在這部書的序中說：



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臥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才啟，湘囊已散，宵漏既分，綠帙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略，探盡秘奧，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文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以來，王公搢紳之館，茍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過，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眾家，更為新錄。

( 《廣弘明集》 卷三)

從這篇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齊梁時代的編目，已和劉向時代大不相同，這時，顯然已沒有了“編書”或“校定新本”這一環節，而只要廣搜“名簿”，“窮究流略”，即詳加分類就可以了。這充分說明，囊括校讎、編書、編目三位一體的所謂校書，只存在于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這種三位一體的校書早已名存實亡。它的內容，顯然已被獨立發展起來的校勘學和目錄學所取代，也可相當于今日的古籍整理重要部分。

明確地說，校書只存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它是簡策時代校理圖書的特有形式，而“校讎”不過是校書三環節之一，如果在校勘學、目錄學都已獨立發展成一門學科的今天，仍恪守兩千年前的校書模式，一定要把由校讎發展成的校勘學以及從編書、編目變化發展成的目錄學硬塞在“校讎”一名之下，這與客觀實際情況不符，也不利于對學科的認識和運用。從理論上說，這也是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發展觀的。已故當代著名學者王重民說：



劉向在編目以前，先要做校讎工作，校定新本，這是圖書發展的歷史階段所造成的。這一工作是校書而不是編目，但后人常把劉向的校書和編目混為一談，或以校讎學包括目錄學，都是不對的。

( 《中國目錄學史論叢》)

王重民所以批評把校書(即校讎)與編目混同，以校讎學包含目錄學的說法，正是因為這種說法違背了歷史的真實。

然而這并不是說，“校讎”這個詞在今天已沒有絲毫的活力。從這個詞的實際情況考察，劉向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云云，“校讎”所指的主要還是訂正文字訛誤的校勘，但它僅僅是一書前后的本校，以及一書諸本的對校，盡管今天的校勘方法不限于這兩種，但因“校讎”是校勘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的體現，所以用校讎代指校勘，并非完全沒有道理。事實上，在鄭樵之前，校讎大體上就是校勘的異名詞，如南宋朝廷為了整齊清理圖書，由館閣制訂《校讎式》，從內容上看，基本上就是一個校勘的規程。

歷代藏書家，為了增加不同版本的藏書，往往在一書上，過錄該書多種版本的異同情況，因為這是通過諸本對校完成的，所以這樣的藏書家一般被稱之為校讎家，倒是非常確切的。

因此，那種把校勘、編書、編目三者合而為一稱作校讎的作法，是不科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