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學·《史記》研究史略·民國年間: 《史記》研究的轉折時期

這一時期出現研究論文一百一十多篇，專著數十部，另外還有大量非專門性的文章和著作。這一時期出版的各種文學史、史學史方面的專著或教材，幾乎都立專門章節對《史記》進行重點評論。在研究方法上，對《史記》的考訂校注，依然繼承了傳統;對《史記》的評價，則引入了西方史學理論，提出了新見解，開辟了新領域。

《史記》的缺篇補續是個老問題。崔適《史記探源》指出，今本《史記》是經褚少孫補續和劉歆之徒的竄亂，在傳抄刊刻過程中又有脫、衍、倒、改諸弊。共中通篇皆偽者有《文紀》、《武紀》等二十九篇，其余篇章中也有不少后人竄入的字句。他以康有為“劉歆竄亂《史記》說”作為辨偽的出發點，其持論之堅，否定今本非原文的數量之多，都是非常突出的。余嘉錫著《太史公書亡篇考》一書，堅信張晏之《史記》行世不久即“十篇有錄無書”說。而今本十篇雖存，但除 《武紀》外，其余皆為后人補作。

司馬遷的生卒年也是一大懸案，宋人王若虛和清人王鳴盛等已有考論。民國年間，王國維集中司馬遷生平的資料，鉤稽考訂，撰成《太史公行年考》，推斷司馬遷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其卒年“絕不可考”。此論一出，便引發了一場學術討論。梁啟超、鄭鶴聲等人信從中元五年說。張惟驤則在《太史公疑年考》 中論證司馬遷生年當為漢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李長之提出司馬遷生于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說。此說經郭沫若進一步論證而影響大增。

在《史記》校注方面，李笠撰《史記訂補》一書，首先對《史記》詮注史作了評述，進而提出詮注《史記》的12例則。全書以闡釋字義為主，比較前人得失短長，并參以己意，有一定參考價值。張森楷的《史記新校注》以校注文字為主，在前人校注成就的基礎上，旁搜別采，拾遺補缺，其用功之深巨，材料之詳實，尤為突出。王駿圖、王駿觀的《史記舊注評議》以考訂舊注為主，除訂正三家注外，兼及明清學者的考辨之作。王氏兄弟博稽詳考，辨史公本義，核諸家得失，多有獨知之見。日人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在中國刊行后，魯先實特撰《史記會注考證駁議》一書，對其提出系統批評，謂有體例未精、校勘未善、采輯未備、無所發明、立法疵謬、多所剿竊、去取不明七大失誤。魯氏學識淵博，熟知前人研究《史記》的成果，因而書中征引繁富，持論有據。但他斥瀧川之書“千瘡百孔，絕無半簡可存”，未免失之偏頗。

這一時期的《史記》評論變化較大，出現了許多新觀點。

首先，許多學者以近代西方史學作參照，以歷史學和史學發展史的高度重新審視《史記》的價值及學術地位。如梁啟超從資產階級“新史學”的角度品評《史記》，認為它在體例、內容、寫作方法和歷史觀念上有諸多 “創造”，因而 “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中國歷史研究法》)。劉劍橫把《史記》稱為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史學家著作的歷史”，因為只有《史記》才開始“顯示其對于史事的理解與批判作用”(《歷史學ABC》)。翦伯贊也說： “中國的歷史學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從西漢時起，這種學問之開山祖師，是大史學家司馬遷”(《中國史綱》第二卷)。

其次，在評價《史記》的著眼點上，不少人突破了傳統論題的局限，開始從《史記》的內容特點和歷史觀念，乃至歷史哲學的高度進行分析評價。如梁啟超稱司馬遷“常有國民思想”(《中國史界革命案》)，又說：“《史記》以社會全體為史的中樞，故不失為國民的歷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翦伯贊、蔡尚思、施章、朱希祖等人也認為《史記》是一部“具有社會性的大眾生活的歷史”。李長之分析說：“司馬遷的歷史實在已由廣度而更走入深度。……司馬遷的歷史已經能夠探求到人類的心靈。所以他的歷史，乃不唯超過了政治史，而且更超過了文化史，乃是一種精神史，心靈史了。”(《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第七章)對司馬遷歷史觀的討論，楊啟高認為中國歷史觀分為天神之思想、天神與人類之思想、人類之思想三個發展時期，《史記》“通古今之變”重于“究天人之際”，應屬第三期(《史學通論》)。方壯猷說司馬遷自稱作史之抱負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由此可知司馬遷作書之本意，實有一種歷史哲學存焉”(《中國史學概要》)。關于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梁啟超試圖用西方經濟學說闡釋 《史記·貨殖列傳》，認為有不少西方的富國學說 “與《史記》之言若合符節”(《史記貨殖列傳今義》)。潘吟閣進一步發揮了梁啟超的觀點，認為：司馬遷“以自然主義籠罩一切經濟主義，無論何種經濟最新學說，都不能出其范圍”(《史記貨殖傳新詮·編者弁言》)。

再次，關于《史記》的文學成就，雖有不少學者繼續走傳統老路，但也有一批學者在思考《史記》的性質是史學還是文學。有些學者特別看重《史記》的文學色彩，如郭沫若、施章、胡懷琛等人都曾把《史記》視為歷史小說，唐蘭則稱：“司馬遷天生是一個文章家，他做一篇列傳，只是做一篇文章，而沒有想做信史。……所以《史記》里的記事十之二三是不可盡信的”(《古史辨》第六冊《老子時代新考》)。另一些學者認為《史記》文史兼備，如李大釗認為司馬遷生活于文史相通的年代，所以既善于寫史，又長于文學。譚正璧也說： “《史記》一書，不但在史學上是空前杰作，就在文學上也有極大的價值”(《中國文學史大綱》第四章)。魯迅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 《離騷》” (《漢文學史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