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玄學·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阮籍的 “自然論”

在魏晉時期產生的玄學，無疑具有解放思想，開風氣的歷史作用。但是，凡是新的風氣包括玄風在內，總會遇到舊思想的反抗，也會出現歷史的某種反復。當何晏、王弼“貴無”玄學盛行，曹魏一改經學之轍，“舉賢任能”，得勢于時。繼后則是曹氏兄弟爭王，削弱了自己，司馬氏乘機舉起“名教”的旗幟，誅殺異己，終于取代曹魏。這個時期的玄學家，接著“貴無”的思路走，倡起“任自然”的新口號，以抵抗 “名教”。其代表人物是嵇康、阮籍。

嵇康(223～262)，字叔夜，譙郡铚(今安徽宿縣西南)人，“竹林七賢”之一。“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晉書·嵇康傳》)。他自稱 “輕賤唐虞而笑大禹” (《卜疑》)，“非湯武而薄周孔”(《與山巨源絕交書》)，其思想頗具批判性格。嵇康是曹操的孫子沛王曹林的女婿，在曹魏政權中官拜中散大夫，曾有二十年住在曹魏宗室聚居的河內山陽。司馬氏當政后，他隱居不仕，在太學生中活動，揭露司馬氏篡政，為毋丘儉造反辯護，為呂安被害鳴不平，為司馬昭所忌被殺。今存 《嵇康集》十卷。

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人，也是“竹林七賢”之一，“博覽群書，尤好老莊”。在司馬氏執政期間，官至步兵校尉。阮籍和嵇康在政治上與哲學上同屬一派。他猛烈抨擊虛偽的名教，在《大人先生傳》中幻想沒有斗爭，沒有道德約束，沒有君臣，不講名教的“自然”社會。但阮籍也和嵇康一樣，并不是真正廢棄名教，他抨擊名教，主張一任自然，只是反對司馬氏假名教以行篡奪權位，巧令以濫殺異己。他認為天下“尊卑之制”不可少，贊揚“禮樂正則天下平”。阮籍的個人品格比嵇康軟弱得多，在嵇康被殺第二年，他起草了請司馬氏稱帝的勸進表文。

①“元氣陶鑠”的自然觀。嵇康認為客觀外界事物是“自然相待”的，“不假人以為用”。(《聲無哀樂論》)他恢復了古代陰陽五行說的思想，并對今文經學的“元氣”說進行了唯物主義的改造，認為“元氣陶鑠，眾生稟焉”(《明膽論》)。就是說萬物都是從元氣造化形成的，一切生命存在也是稟受元氣形成的。其潛臺詞即是說萬物包括人在內，應一任自然，反對違反自然的嚴酷斗爭，過度的君臣禮法強制。其矛頭是指向司馬氏濫用名教的所作所為的。

嵇康對元氣自然觀有所展開。關于才性，他認為是由人稟受陰陽五行元氣的多少偏全決定的，“賦受有多少，故人性有昏明，惟至人特鐘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以往，蓋闕如也。或明于見物，或勇于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于物，偏受者守其分”(《明膽論》)。這里嵇康強調人的自然屬性，對反對名教把人的禮法關系絕對化，不失為一種努力。但是，他又執一偏于人的自然屬性。沒有看到人的社會屬性，則是錯誤的。在形神關系上嵇康認為“表里俱濟”二者不相離，已是范縝形神論的先聲。他反對命定論，對王充的經驗主義狹隘性從本體論的高度有所否定和補充。他說：“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萬事萬物，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 (《難宅無吉兇攝生論》)

②“求自然之理”的認識論。在《釋私論》里，嵇康解釋自己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棄名任心”、“棄名以任實”。輕名而“任心任實，”重直接經驗，而又馳心以任自我意識以達于“理”，這正是“求自然自理”的內容。他在《聲無哀樂論》 中說：“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任心任實，”對“求放心”“重效驗”是雙向的，既肯定又保留。這是嵇康“自然”論玄學認識論的特色所在。順此理路，他提出兩種認識形式：一是“目識”二是“理知”。目識是膚淺的，不可靠的，“理知”是“神而明知”，可達于世界之外的 “至理”。

嵇康主張名實相一，“正名號”，堅持“因事興名，物有其號”，(《聲無哀樂論》)“實”是事物本身的存在，“名”則是對“實”的名號和規定。嵇康也重視實際效驗，效驗可以驗證“指鹿為馬”的錯誤，只要察者“由鹿以知馬” ( 《聲無哀樂論》)。

嵇康的認識論也有許多局限，有些神秘主義傾向，認為世界上只有“圣人”通“至理”，以 “神明獨觀”。

③“無為自得”的辯證法。嵇康認為事物都是相互對立而互相轉化的，他說：“欲貴者賤及之，欲富者貧及之。理之然也。”(《答養生論》)他認為事物的對立轉化是有一定之“理”的，是循自己的規律的。關于辯證運動轉化規律性的認識，是嵇康對老子辯證法的發展和深化，是其在本體論層面上對辯證法規律性問題的高品位把握。

基于對事物對立轉化及其規律的認識，嵇康對老子“守柔處下”的處世哲學有所克服。他看到“貧富得失”對立轉化的規律，認為有為而得到的，一定要復失，只有“自得則神合而無變也”(《聲無哀樂論》)。“無為自得”的處世哲學與他的“自然”玄學體系相一致。

嵇康重復老子的“無為”，也講“一任自然”的“自得”，因此對司馬氏集團能“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世說新語·任誕》)。最后死得也坦蕩，但由于時代的局限，終究不乏無可奈何的意味。

④“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社會思想。嵇康在哲學上以“自然元氣”為其本體，在政治上反對司馬氏集團的篡權奪位陰謀，就必然以名教為批判對象。他說：“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釋私論》)就是說越名教才能“不系于所欲”，“不存于矜尚”而“任自然”。

嵇康認為名教壓抑人的自然本性，扭曲人格。他在《難自然好學論》中說：“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愿，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于理偽，非養真之要求，廉讓生于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嵇康對儒家推崇的圣人有所否定，認為湯武以武力“革命”得天下，周孔推崇禪讓，都違背“任自然”，因而“非湯武”、“薄周孔”，對六經、仁義、典籍、章服、禮儀、明堂等他也是否定的。

嵇康否定圣人、典章，但又認為“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與山巨源絕交書》)是必要的，但這里的“禮法”是“默然從道”的，是“宗長歸仁，自然之情”(《太師箴》)的，是“任自然”的。他反對的是名教之禮法，以及名教掩蓋的偽善。這些思想主張比起老子反對禮法，自然無為，要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