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鑒學·建國以來對“通鑒學”的研究(論文)·對 《通鑒》 的考釋辨正及其他

這里是將前面三個部分之外的所有文章均劃歸于此，所涉及范圍相當廣泛，約而言之，有如下一些內容：

邱居里《從〈通鑒考異〉看〈資治通鑒〉的史料來源與選材特點》和倉修良《從〈通鑒考異〉看司馬光求實精神》二文是研究《通鑒考異》的專文。前者具體探討了 《通鑒》選材的特點，作者指出，《通鑒》對各種文獻史料進行嚴格的選擇鑒別，構成該書成功的基本條件。后者則是通過《考異》論述司馬光著書的求實精神，“司馬光所以要作《通鑒考異》，首先是要把歷史真象考訂清楚，把眾說紛紜的史料加以澄清，去偽存真，選出證據確鑿、較為可信者編入《通鑒》，這應當說是主要目的，這一做法的本身就充分體現了司馬光研究歷史的求實求真的精神”。汪受寬的文章則是專門探索《通鑒目錄》的。汪文認為，《通鑒目錄》集年表、帝紀、歷法、天象、目錄、舉要和索引于一帙，開創了一書目錄中編年史書多功能目錄的新體例，在中國史學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是一部形式獨特的簡明中國古代政治通史，選材既有重點，又兼顧一般; 對史事有首尾清楚地交待;著眼于歷代統治的經驗，君臣議論中關于治國方案的精要話語構成了該書政治通史的基干(《〈通鑒目錄〉初探》)。《通鑒》中的“臣光曰”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內容，相關的文章不少，但思路似乎分歧并不太大。季平在八十年代先后發表了《評〈資治通鑒〉的“臣光曰”》、《再評〈資治通鑒〉 的“臣光曰”》等文。在前文中，他總結了“臣光曰”的某些卓識見解，如重視歷史經驗，強調知人善任，重視納諫與善諫，主張嚴明刑賞等等，但對它的批判卻極為嚴厲。季文指出，“臣光曰”的反動論點集中在宣揚君權天授、君權萬能上，鼓吹封建等級制度的永恒合理，“以禮治國”，提倡“明哲保身”，對少數民族采取大漢族政策。其實質是英雄造時勢的唯心史觀，影射攻擊王安石革新，強調教化風俗，加強對臣民的統治。“它既充滿了極為反動的封建糟粕，又閃爍著許多有益的精華，是封建皇帝和反動派代表人物實行反動統治和晉身處世的教科書。”后文則是從《通鑒》本身和史學史的角度對“臣光曰”的內容特點進一步分析。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基本上予以肯定，認為“臣光曰”是《通鑒》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多有引為借鑒的歷史教訓，史論結合也有助于后人效法。刁書仁的文章從積極的角度對“臣光曰”進行評論，從而與季平前文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說，“臣光曰”表現出司馬光重視納諫和善諫，強調君明臣直，治國知人善任，崇儉戒奢，堅持信賞必罰，對國家盛衰、生民休戚提供了有益的經驗總結，值得今人借鑒(《試論“臣光曰”中可供借鑒的因素》)。張利群在其文章《試論〈資治通鑒〉中的“臣光曰”》總結說司馬光“用它來評說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更能直接地表現作者的政治傾向和治世態度，因此‘臣光曰’便成為研究司馬光不可缺少的珍貴史料”。

胡三省及其注文，也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六十年代初，倉修良撰有《胡三省和他的〈通鑒注〉》，較全面地介紹了胡三省的生平和他注釋《通鑒》的活動，認為胡注與裴松之注《三國志》齊名，但其難度和價值卻在裴注之上，與《通鑒》同是我國珍貴的文化遺產。該文是為紀念胡三省逝世660周年而作。時隔20年，倉修良又撰寫《胡三省〈通鑒注〉簡論》一文，此文與上文基本相近，所論內容則更為翔實，主要從文字注釋、辨正前人之誤、考辨史事記載訛誤、對以前史家評論、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評論五個方面論述了《通鑒注》的主要內容及其對歷史學的貢獻。馮惠民的《〈通鑒〉胡注概論》不僅強調了胡注翔贍而豐富的史料對《通鑒》傳播的功績，而且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博而不約、前后矛盾等缺憾與不足。馮端林的《胡三省的史識與史才》則探討了胡注《通鑒》成功的因素。作者認為，胡氏撰寫的許多篇章是對司馬光史學觀點的發揮和推論，能從富國強兵、國家統一大局著眼，把人物放在具體的環境中評論，糾正前代史家對歷史人物評價的失當之處。“胡注堪稱為第一部宏著，博采眾書，既發明古義又加上自己的一些新見解。”關于胡三省的籍貫，陳垣先生早在研究胡注中說他是浙江寧海人，后來又有天臺人一說。胡克均著文《關于胡三省的籍貫問題》說胡氏一族在唐末自豫章遷至會稽，再遷至寧海中胡，系后唐莊宗起居舍人之后。所謂“天臺”籍貫，是指天臺山，即臺州代稱，不是天臺縣，胡氏籍貫應是寧海。此外，專門研究司馬光三位助手的文章也兼或有之，但多數都與司馬光編修過程一并提及，如前引王曾瑜《關于劉恕參加〈通鑒〉編修的補充說明》、倉修良《〈通鑒〉編修的“全局副手”劉恕》等均是如此。李裕民的《劉恕年譜》第一次比較系統地介紹了劉氏的生平、思想和參加編撰《資治通鑒》的活動。顏中其也撰寫了《劉攽年譜》一文，敘述的方式基本與李文相同，但內容較為詳細，該文就劉攽出世至去世的67年經歷收羅殆盡，對于了解和研究劉攽提供了詳細的資料。關于范祖禹，陳光崇和周固原分別發表了同名異文的《范祖禹與〈資治通鑒〉》的文章。陳文通過閱讀《范太史集》，對書中涉及的范祖禹參與修纂《通鑒》進行了考證，該文也論述了劉恕和司馬康等人的活動。周文則偏重于介紹范祖禹修書的全部活動。其他如研究《通鑒》版本的有高振鐸的《〈資治通鑒〉刊刻出版考》，對《通鑒》點校整理提出異議的有呂叔湘的 《〈通鑒〉標點瑣議》、朱玉龍的《中華版〈資治通鑒〉辨證30例》，對司馬光記載持有疑問的如傅金星的《〈通鑒〉不載屈原事》，以及施丁的《〈通鑒〉寫戰爭》、許凌云的《〈通鑒〉書法散論》、陳連慶的《〈通鑒〉的戰國史學》、顏中其的《〈資治通鑒〉的文學藝術特色》、周文英的《略談〈通鑒〉對農民起義的記載》等等，也都從不同的角度對司馬光及《資治通鑒》闡發議論或考釋辨正。劉乃和的《〈通鑒〉、〈胡注〉和〈表微〉》及《重讀〈通鑒胡注表微〉札記》二文，不僅涉及到《通鑒》和胡三省的注釋活動，后一文更多地記載了作者當時跟隨陳垣先生治學的活動，她親身經歷了《通鑒胡注表微》撰寫的過程，此文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是研究這方面問題的權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