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司馬承禎的《坐忘論》及鐘呂金丹之學

中國道教到了唐宋兩代又有了新的發展，從外部原因講，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在這時達到一個新的頂點，唐宋兩代的許多帝王崇信道教，對道教進行了大力的扶植;從道教本身的原因講，道教在同儒家思想和佛教的共榮與交流中，吸收了更多的儒、佛的成分，融入進了自己的思想體系中，在發展過程中逐步達到成熟階段。同時，由于主要依靠煉制服食仙藥以求長生的外丹，屢屢不見成效，中毒身死的事件不斷發生，以人體本身進行修煉的內丹，逐漸占據了主要地位，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內丹家和內丹著述。中國道教的氣功養生學由此發展起來，對于中國醫學、乃至人類醫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并一直傳至今日。

這一時期，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及代表人物有司馬承禎、施肩吾、杜光庭、陳摶、張伯端等。

司馬承禎是唐代初年的道士、大思想家，一說生于公元647年，一說生于655年，洛州溫地人(今河南)，字小微，號道隱，自號白云子。他出身于官宦世家，21歲時放棄仕途，入河南嵩山，拜當時嵩山的著名道士潘師正為師，學習符箓、辟谷、導引、服鉺等方術。后游歷全國名山，最后定居天臺山。司馬承禎一生經歷了武后、睿宗、玄宗幾代皇帝，并得到他們的寵信，幾次召入京城詢問修煉養生之事。玄宗曾親授法箓，在王屋山筑陽臺觀供其居住。公元735年他死后，賜號貞一先生。司馬承禎的道教思想對當時道教與后世道教均有極大影響。著有《修真密旨》、《天隱子》、《服氣精義論》、《坐忘論》、《道體論》等，尤以 《坐忘論》對后世影響最大。

司馬承禎長期居住在天臺山，深受佛教天臺宗止觀學的影響，同時吸收了儒家的正心學說，發揮了莊子的坐忘說。莊子在《莊子·大宗師》中云“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司馬承禎認為，“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莊云：同于大通”(《坐忘論·信敬》)。他強調指出，人要長生，只有修煉得道，而得道全在自己，別人是幫不了忙的。說：“夫人之所貴者生也，生之所貴者道也。”(《坐忘論序》)又說，“養生者慎勿失道，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與生相守，生與道相保，二者不相離，然后乃長久。言長久者，得道之質”。為此，他提出坐忘修習的七個階段養生方法，即信敬、斷緣、收心、簡事、真觀、泰定、得道。

“信敬”，也就是必須堅信坐忘之法可以得道，不能有半點疑慮，更不能抱著試試看的態度。認為這是修道的根本與前提，離開了信念，其他都談不上了。只要對坐忘之法 “敬仰尊，決定無疑”，堅信其為“修道之要”又加之勤修勤行，就可以得道。所以，他將 “信敬”列為七階之首。

“斷緣”，司馬承禎把斷絕人對世俗生活的貪欲，作為坐忘的首要前提，他認為人對世俗生活越疏遠，心離道就越近，所謂“跡彌遠俗，心彌近道”。他把世俗事緣比作一條船，說“夫人事衣食者，我之船舫，我欲渡海，事資船舫，渡海若訖，理自不留，何因未渡，先欲廢船?衣食虛幻，實不足營，為欲出離塵幻，故求衣食，雖有營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則有事無事，心常要泰，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跡每同人，心常異俗，此實行之宗要”。他認為“斷緣”不僅是成道必由之路，而且也是做得到的。方法就是我雖用但不起貪心;它雖進行誘惑，但我不動心。即：“我但不唱，彼自不和;彼雖有唱，我不和之。”從而達到“舊緣漸斷，新緣莫結，醴交勢合，自致日疏” ( 《坐忘論》)。

“收心”，司馬承禎認為人心本來并不受世俗的污染，是以道為本的，所謂“源其心體，以道為本”。只是后來于世俗間時間長了，才受到污染，“流浪日久，遂與道隔”。所以要收心還本。他說：“學道之初，要須安坐，收心離境，住無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虛無，心乃合道。”又說：“與道冥合，要在道中，名曰歸根;守根不離，名曰靜定;靜定日久，病消命復;復而又續，自得知常;知則無所不明，常則永無變滅，出離生死，實由于此。”因此收心并不是什么都不想，也不是什么都想，更不能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所以要防止不正確的做法，偏差有五：一曰“若執心住空，還是有所，非謂無所”。二曰“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則永斷覺知，入于盲定”。三曰“若任心所起，一無收制，則與凡夫元來不別。”四曰“若唯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誤耳。”五曰“若遍行諸事，言心無所著者，于言甚善，于行極非”。

“簡事”，即追求一種自然的天性。對待外界的事物不要過分地奢求。所以，他認為，人應當做到“外求諸物，內明諸己，知生之有分，不務分之所無，識事之常有，不任非常之事。事非常則傷于智力，務過分則弊于形神。身且不安，何情及道?是以修道之人，要須斷簡事物”。并告誡人們：名位財物令人身勞智昏瞆，且有性命之禍，養生而逐物利，所失者大所得者微也。

“真觀”，司馬承禎認為，能做到收心、簡事后即可達到“真觀”，即擺脫了世俗觀念而達到真知。按照他的說法：“若以合境之心觀境，終身不覺有惡;如將離境之心觀境，方能了見是非”。

“泰定”，是信敬、斷緣、收心、簡事、真觀的結果，也是前幾階修習之大成。司馬承禎認為：“夫定者，盡俗之極也，致道之初基，習靜之成功，持安之畢事，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無感無求，寂泊之至”。

“得道”，是最終的成果，也是修習的最高追求，司馬承禎說，只有到了這一階段，才達到了“神與道合，謂之得道”。

由上可知，司馬承禎所提倡的坐忘得道，是一種受佛教影響的內省追求過程。

除了司馬承禎外，近代學者認為，隋唐五代時期在道教思想最突出表現，而又對后世道教產生重大影響的學說，是相傳鐘離權、呂洞賓傳承的金丹道的崛起。鐘離權和呂洞賓均是道教傳說中的仙人，在民間被列為八仙中的兩位。據傳，鐘離權，又稱漢鐘離，為漢代隱士，因在終南山石壁間得《靈寶經》而悟道成仙，五代時遇見呂洞賓，收呂為徒，授予“大道天遁劍法，龍虎金丹秘文”。關于呂洞賓的記述，各書記載不一。《宋史·陳摶傳》說：呂洞賓為關西逸人，“有劍術，百余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也以為神仙”。《雅言系述·呂洞賓傳》說：呂洞賓關右(今陜西西安)人，(唐)咸通初，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為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之法。關于鐘離權、呂洞賓的宗教思想，唐人施肩吾著有《鐘呂傳道集》。

實際上，金丹道最早起隋初，隋文帝開皇年間(581—600)，廣東羅浮山道士青霞子蘇玄朗自稱在茅山學道時得大茅真君秘旨，于是提倡金丹之道，即將人體比作“爐鼎”，以人體中精氣神為“藥物”，經“燒煉”而獲得“圣胎”，以求得長生不死。因與用藥物燒煉仙丹的外丹相對，稱作內丹。蘇玄朗著有《龍虎金液還丹通玄論》、《旨道篇》。現在傳世的還有相傳鐘離權所著《靈寶畢法》、《云房三十九章》等，相傳由呂洞賓著作編成的《純陽集》、《呂祖文集》等，均為論述內丹的。唐代以后，繼承與發展這一學派的有施肩吾、杜光庭、陳摶、宋代的張伯端等。

施肩吾是中唐道士，唐憲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及進士第，后棄仕途修道于洪州西山(今江西省境內)。著有《述靈響詞》、《養生辯疑訣》等，主張恬淡無為，順任自然，以陶煉神氣，補續年命，達到修仙的目的。

杜光庭(850—933)，唐末五代道士，字賓圣，號東瀛子，一說括蒼(今浙江麗水)人，一說長安(今陜西西安)人。早年曾熟讀儒書，但因九次應舉不第，遂入天臺山拜師學道修煉，由于詩詞文章著名于世，為唐僖宗所賞識，曾授紫服牙簡，出入禁中，“應制為道門領袖”。公元880年，黃巢農民起義軍攻破長安，杜光庭隨僖宗逃亡四川，后居成都青城山。公元903年，西川節度使王建稱帝建前蜀國，杜光庭輔助王建父子，先后出任前蜀的金紫光祿大夫、諫議大夫、戶部侍郎、崇真館大學士等職，被封為蔡國公，賜號“廣成先生”、“傳真天師”。前蜀亡后，他再次隱居青城山。著作有《道德真經廣圣義》、《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道門科范大全集》、《廣成集》、《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等，對于道教內丹理論的發展有較大影響。

陳摶，是道教中的一位傳奇人物，被尊為“陳摶老祖”。關于他的出生年月，各種記載差別很大，一般認為是唐末宋初時人。《宋史·隱逸傳》曰：“陳摶，字圖南，自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今河南鹿邑縣)。……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為樂。 自言嘗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人也，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因服氕辟谷歷二十余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云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余日不起。……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得升曰： ‘汝可于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摶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略曰： ‘臣摶大數有終，圣朝難戀，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刑于蓮花峰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陳傳曾為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三代皇帝召見，詢問修煉之術。宋太宗賜號：希夷，故后人也稱其為“希夷先生”。陳摶的著作很多，著有《指玄篇》八十一章，《三峰寓言》、《高陽集》、《釣潭集》詩歌六百余首，可惜大部已佚。他對道教養生理論與內丹修煉有很大貢獻，大都通過他創作的一些圖式表現的，后人有“圖學從來，出于圖南”之說。最著名的是《無極圖》與 《先天圖》。

他的《無極圖》刻于華山石壁之上，是一種論證宇宙生成的圖式，也是講道教修煉方法的圖式，與《道藏》中《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圖》中的《太極先天之圖》略同。據朱彝尊《太極圖授受考》云：“陳摶居華山，曾以《無極圖》刊諸石，為圓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極上。初一曰元牝之門;次二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合，曰取坎填離，最上曰煉氣還虛，復歸無極，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耳，相傳呂巖(即呂洞賓)受之鐘離權，權得其說于魏伯陽，伯陽聞其旨于河上公。”黃宗炎在《太極圖辯》中也說：“周子《太極圖》，創自河上公，乃方士修煉之術也。……考河上公本圖名 《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契》;鐘離權得之以授呂洞賓，洞賓后與陳圖南同隱華山，而以授陳;陳刻之華山石壁”(《宋元學案》)。可見陳摶確實繼承了鐘離權、呂洞賓養生之術。道教引用老子“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的道理，認為‘無’就是‘道’，把它作為神仙信仰、修煉成仙的理論依據，并發展成一套逆行修煉之法，即萬物歸三，三歸二，二歸一，一歸虛無，最后人即可達到虛無的 ‘純陽’ 境界，從而得道成仙。陳摶的《無極圖》，就是根據這種理論自下而上，逆之運行，來說明逆行成仙的道理與方法的一種圖式。

陳摶的《先天圖》已經失傳，據說也是一種講解修煉的圖式。根據宋代朱熹《周易參同契考異》說：“邵子(即邵雍)發明《先天圖》，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相應，蔡季通言與《參同契》合，……”。現在只有邵雍的《先天圖》猶存，從邵雍的圖可以知道陳摶的《先天圖》也是表現宇宙生成變化的圖式，只是吸取了“易”的義理與象數之學。據此，陳摶提出了他的“一大理法”的概念，認為可以用八卦方位和六十四卦次序來推算自然和人事的變化，也可以用來指導道教的修煉。

陳摶的《無極圖》與《先天圖》，對于以后宋明理學的形成，有很大影響，這也是中國道教對中國思想史發展的一大貢獻。

北宋時代另一位著名的內丹家為張伯端，相傳他是陳摶的再傳弟子，丹法直接傳承于陳摶的弟子劉海蟾。據 《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四十九《張用誠》載： “張伯端，天臺 (今浙江天臺)人也。少無所不學，浪跡云水。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遍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陸龍圖公詵鎮益都，乃依以游蜀，遂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修煉功成，作《悟真篇》，行于世。”一般認為，張伯端生于宋太宗雍熙三年 (986)，卒于宋神宗元豐元年 (1078)。在明《正統道藏》中收有他的《悟真篇》、《青華秘文金寶內煉丹訣》、《金丹四百字》等。其代表著作為《悟真篇》，是道教中煉養內丹的重要著述之一，地位與號稱丹經王的《周易參同契》齊名。張伯端在《悟真篇》中采用詩、詞、曲等體裁，正文詩詞八十一首，內七言四韻十六首，以表二八之數;絕句六十四首，合《周易》諸卦之數;五言一首，以象征太一。后來他又續添了《西江月》詞十二首，以周復律。嗣后更按佛經之禪語，撰《禪宗歌頌》三十六首，附于《悟真篇》之末。《悟真篇》總結了宋代之前的丹法丹訣，是從鐘離權到劉海蟾內丹修煉理論之集大成與發展，但詩詞隱晦，常用一些其他詞句替代 “精”、“神”等，其義極為深奧，古今注疏者達數十家之多。該書在論述內丹丹法四個階段時，對第二階段煉精化氣、第三階段煉氣化神，以及第四階段煉神還虛，談得比較詳盡，而對第一階段筑基，談的較少，且未按丹法步驟漸次論述，故初讀者不易明其義。在這書中，張伯端繼承了鐘呂丹道的傳統，強調性命雙修，由命入性。第二階段煉精化氣，主要偏重命功;第三階段煉氣化神，則性功多于命功，到了最后的第四階段煉神還虛，則純入性功。同時，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思想十分突出，他在《悟真篇·序》中說：“教雖分三，道乃歸一，奈何后世黃緇之流各自專門，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沒邪歧，不能混一而同歸矣”。主張由道入禪，即從傳統內丹命術入手修煉，循序漸進，漸化精氣神，至最后煉神還虛階段，則兼融禪學，以佛教禪宗所言真如性海為歸宿。正如他在序中所言：“又作為歌頌樂府及雜言等，附之卷末，庶幾達本明性之道，盡于此矣。”

張伯端的《悟真篇》問世，反映了中國道教思想在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變遷之后，其神仙信仰日臻深化，同時也日益與中國化了的佛教思想相交流，禪道相融，這就為一個新的道教派別——道教全真道的產生鋪設了思想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