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理學諸派·二程及其洛學

與濂溪、百源、橫渠、涑水各學派并世而立的理學中一重要派別是以二程(程顥、程頤)為代表的洛學。洛學在對理學各派有所綜合汲取的基礎上又有創新，在理學諸多學派中體系較嚴密。至南宋，經朱熹的闡發，稱程朱理學，影響廣，流傳久，是理學中之主流。

當代學術界往往偏重研究二程觀點的差別，而忽視他們的基本一致和差別的互補性。二程平時議論固然在某些觀點上有些差別，程顥偏重講“心”，程頤則強調“性”(理)，有重主觀和客觀之分，程顥之學以后對陸九淵有較大的影響，朱熹則以闡發程頤為主。然二程在重大的主要問題上基本一致，其不同處作為洛學又是相補充的。

程顥(1032—1085)，字伯淳，學者稱明道先生。弟程頤 (1033—1107)，字正叔，學者稱伊川先生。

朱熹、黃宗羲等對二程作過比較，說大程和易、宏大，粹面盎背; 小程謹嚴，晚年寬平、親切。

洛學主旨如下：

①理

理是洛學的最高最基本范疇，二程視為世界的本體，他們的自然、社會、歷史、人性、求知觀和道德修養等均由它出發。程顥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 《外書十二》) 表明“理”是洛學有別于其他理學各派的主要標志。二程對理的提法有所不同，程顥說： “天者，理也?！?《遺書十一》)把理與天聯系在一起，即把理置于其體系中最高地位。但程顥未明確涉及理與氣的關系，程頤則提“有理則有氣”(《易說·系辭》)。從邏輯上講，這無異承認理在氣先。又說“道非陰陽，所以一陰一陽道也”(《遺書三》)。陰陽即氣，道即理。說理是氣之“所以”，致比氣更為本質，這就具有第一性含義。只講理是最高范疇，不講比氣更為本質，此“理”作為基本范疇就不完備。程顥在《遺書十三》中又有“心是理、理是心”的提法，程頤則提“性即理”(《遺書二十二上》)。兩個命題是有差別的。程顥說：“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遺書五》)程頤的理同樣體現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倫之道，他們同把封建道德作為理的基本內容。程顥通過說“心便是天”(《遺書二上》)，只把封建道德置于最高地位，但“心”總歸是觀念、意識，具有主觀性。程頤則說“性自在”(《遺書十八》)，可以離開事物而獨立存在。把作觀念、意識的“理”客觀化，從而把封建倫理道德絕對化、永恒化，使“理”作為最高最基本范疇的內涵更完備、更概括抽象。

②性

與“理”一樣，性在洛學中是一極重要范疇，它與理聯系在一起，又稱程朱理學為性理學。二程對性的議論大同小異。

程顥認為人有“氣稟”之性，他用告子“生之謂性”稱之。此性中有善有惡，但不是善惡在性中“相對而生”(《遺書一》)，只是由于環境不同，此性可發為善可發為惡。此論含糊地承認了善惡是后天的。同時又認為人還有更根本的性，是“天命”之性，即“人生而靜以上”之性，是自然而然的本性，它“不容說”(同上)。程頤也說人性有二，一為理性，一為氣質之性。前者又稱“極本窮源之性(《遺書三》)，其內容為仁義禮智信，至善無惡，后者原于氣，“氣有善不善” ( 《遺書二十一》)。

從上述可看到：對天命之性，是否有善惡，程顥未明確說。程頤則肯定至善無惡。對氣稟之性，程顥認為兼有善惡，隨環境而發。程頤則認為氣中固有善惡。然而，他們把人性分為二，離開社會關系論道德原則的善惡則是共同的。與程顥之論比較，程頤的人性先天論徹底而完備些。

③聞見與德性

把知識分為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否認二者的關系，輕視感性認識，強調內省反求，是二程在認識論方面共同的特點。

程顥說：“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遺書二上》)又說：“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遺書十一》)程頤說：“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遺書二十五》)。德性之知是對內心固有之理的自我認識，它不依靠耳目等感官所得之知升華而來。說認識對象是心中固有之理，認識的主體是心(理性)，二程是一致的，只是在認識方法和途徑上稍有差別。程顥主內省反求，以“心得之，然后可以為己物”(《外書一》)。程頤則主張通過格物致知。他對《大學》中“致知在格物”從認識論方面作了詳盡的發揮，對后世影響極大。他把“格物”解釋為“至物”，即通過接觸事物使內心被障蔽了固有之知(理) 復明。

④生生與對待

在辯證思想方面，洛學盡管建立在唯心論基礎上，亦不可否認有其成就。程顥有“生生與對待”的命題。肯定“生”是宇宙的基本現象，說“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遺書二上》)他的這個“生”包含生成和生命兩個意義，認為生成是體現了“理”。程顥進而又認為“生”的根源在于對立，“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遺書十一》)，認為對立具有普遍性，沒有主宰意志的安排。程頤還承認“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遺書十五》)，認識到事物發展的轉化。

二程在理欲、義利方面都持對立論。修養方法上，主誠、敬、集義，都是對先秦儒家學說進一步步的闡發。

如何評價洛學，歷來聚訟紛紜，各持一說。不可否認北宋興起的理學各派，在不同的領域各有其特色和成就。然他們或受佛、道影響，或不能把自己學說貫徹到底，或帶有神秘性，表現了不同的疏漏。如周敦頤的“無極而太極”，盡管說得很含糊，還是難免道家的“有生于無”之嫌。邵雍先天象數學，主觀臆造又很神秘，二程批評為 “空中樓閣” (《遺書七》)。張載之學，在人性論、認識論方面不能貫徹氣論到底。司馬光的“虛”凌于“氣”之上，本與二程有共同之點，但他的“天命”論，有著濃厚的神學色彩。二程師承周敦頤又長期講學于洛陽，與張載、邵雍、司馬光往來密切，學問上相互之間既有交流又有詰難，相互取長補短，對洛學的形成同樣也會有影響。洛學在繼承孔孟學說的基礎上，以義理定型先秦儒家學說。二程洛學經楊時、羅從彥和李侗到朱熹，得到進一步闡發并把它提到一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