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儒學·余韻悠悠的后世影響

晚清儒學在其雄宏迭宕的時代和百川歸海的學術源流中，走完了它慷慨悲涼的歷程，在中國社會形態大更替，東西方文化大沖突的雙重歷史行程中，晚清儒學大師們為了尋找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真理，不論前景多么渺茫，道路多么坎坷，也不顧自己的仕途怎樣困厄與潦倒，畢其一生心血，奔走呼號，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壯事跡。令后人追思仰慕不已，也激起了無數仁人志士繼承先烈遺志，為國捐軀，譜寫了一曲又一曲中華民族奮勇向前，奔向現代化的凱歌。

本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社會歷史的不同發展階段，學術界對晚清儒學的重視和研究狀況亦有不斷的進步。從1900年到現在，約90多年間，有關研究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梁啟超的論文、論著日益增多，對他們思想的研究范圍也在不斷擴大和深入。對他們的評價和分析亦隨著時代的不同，也有所變化和發展。

根據方克立、楊守義、肖文德編《中國哲學史論文索引》(中華書局1986年版)所列有關研究篇目統計，從1900年到1984年(其中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除外)共計634篇，其中龔自珍91篇;魏源117篇，包括20篇國外論文;康有為217篇，梁啟超209篇。1984年后的研究論文尚未統計出來，估計研究數量更加增多。

下面列出有關晚清儒學的研究專著，供讀者參考。

張灝《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 學術叢書23

楊慎之、黃麗鏞《魏源思想研究》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劉興華 劉仁坤《中國近代思想史略》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馮契《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易新鼎《梁啟超和中國學術思想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

《中國近代著名哲學家評傳》上 齊魯書社1982年版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 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張舜徽 《清儒學記》 齊魯書社 1991年版

陳慶坤《中國近代啟蒙哲學》 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中國近現代哲學史論集》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9年版

黃明同、吳熙釗《康有為早期遺稿述評》 中山大學出版社 1988年版

吳熙釗《南海康先生口說》 中山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鄒進先 《龔自珍論稿》 南海出版公司 1992年版

《諸天講——康有為學術著作選》 中華書局1990年版

《康子內外篇外六種——康有為學術著作選》中華書局 1988年版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第二篇(三)》 北平人文書店印行 1935年11月初版

何幹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第三章》 生活書書 1938年版

吳澤 《康有為與梁啟超》 上海華夏出版社1949年版

石峻《中國近代思想史講援提綱第四章第二節》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牛仰山《梁啟超》(中國歷史小叢書) 中華書局1962年版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 臺北出版 1964年版

侯外廬《中國近代哲學史第六章第五、六節》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

孟祥才 《梁啟超傳》 北京出版社 1980年版

孫叔平《中國哲學史稿》下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丁文江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油印本

陳鼓應、辛冠潔、葛榮晉《明清實學思潮史》齊魯書社 1989年版

首先，學術界從本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探討龔自珍詩詞藝術和史地學，進而分析了他的經世實學思想;從魏源的老子論開始分析，到四十年代，肯定了他們二位是近百年思想界之兩位先驅的歷史地位。

解放后到改革開放前，學術界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分析龔自珍和魏源的文章多起來。對他們的定性分析，集中反映在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簡編》中：“在鴉片戰爭前夕，腐朽沒落的清王朝封建社會已經陷入深重的危機之中，龔自珍的思想就是當時地主階級開明分子希望改良社會的反映。他提出 ‘農宗’，‘平均’的主張，要求限制土地兼并和適當解決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他希望改革封建弊政，打破‘萬馬齊瘖’的政治局面而使封建社會重新振作起來。龔自珍已經預感到革命風暴將要來臨，但他的思想并未能超出封建主義的框框。魏源的思想前進了一步，他目睹鴉片戰爭引起的中國社會的變化，認為墨守封建主義的陳規不成了。要抵抗資本主義的侵略，必須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他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要求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因此提出他的變法主張，認為‘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 (《籌鹺篇》)，必須變通舊法，‘變古愈盡，使民愈甚’(《默觚》)，已經認識到變法對于救亡圖存的重要意義。他注重現實，強調改革，他的思想中具有一些辯證和唯物主義的因素。他看到 ‘天下物無獨必有對’，事物有矛盾，因而就要發生變化。他提出 ‘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艱’，反對 ‘生而知之’，反對 ‘閉關自守’的陳腐的唯心主義，主張積極向西方學習進步的科學技術和文化。雖然魏源的思想體系仍然是唯心主義的，但他思想中的進步因素，在當時社會大轉變的時期，起著承先啟后的作用。”(見該書第393—394頁)

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對龔自珍、魏源的研究更加活躍，但對他們的評價基本沒有多大變化。

學術界對康有為、梁啟超的研究比較對龔自珍、魏源的研究變化要大得多。本世紀以來，對康有為、梁啟超二人在變法維新運動中的思想和歷史功績，基本上是一致采取肯定的態度，而且至今沒有多大變化。

對康有為、梁啟超在“戊戌維新”后的思想和活動，學術界起初在他們于二十年代相繼去世后，有褒有貶。褒者認為康、梁二人的歷史功績甚至超過孫中山、黃興;貶者認為他們在“戊戌維新”以后，完全落后于時代，走向保皇，反對革命，站在反動派一邊。這個貶意的評價直到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提出新的看法，才有所改變。馮友蘭認為康有為、梁啟超變法維新的改良思想一直沒有變，“戊戌維新”后，他們保守，落后甚至反動，是由于時代變了，中國由改良的時代變為革命的時代了，因此康有為梁啟超沒有跟上中國革命的步伐。

近年來，有人從陳獨秀和康有為關于中國走向現代化道路的爭論分析中，似乎認為康有為具有比陳獨秀更加現實，更加符合國情的觀點和思想，從而對康有為幾十年來蒙上的不正確評價有重新翻案之意。這都是中國現實形勢促使國人重新認識那段歷史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