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學·官修書目

官修書目是指封建王朝宮廷的藏書目錄。此類書目由皇帝詔命大臣或知名學者專門修撰。公元前26年(漢成帝河平三年)，漢成帝因書頗散亡，命陳農(nóng)求遺書于天下。同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jīng)傳、諸子、詩賦圖書;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shù)術(shù);侍醫(yī)李柱國校方技方面的圖書。劉向等人經(jīng)過二十年的努力，在整理圖書的基礎上編撰了中國最早的官修書目——《別錄》和《七略》，從而奠定了中國目錄學的基礎。

由于當時的圖書多是用竹簡書寫，若干簡片堆在一起非常散亂，所以劉向等人的首要工作是校書。他們校書的方法是：廣羅異本、互相補充、除去重復、條別篇章、定著目次、校勘訛文脫簡、命定書名。通過一系列整理工作，將紛亂無序的簡策理出頭緒后再寫定正本。正文既定，為便于讀者了解圖書內(nèi)容，就需撰寫敘錄(提要)。其內(nèi)容包括著錄書名篇目、敘述校讎原委、介紹著者生平思想、說明書名含義、辨別圖書真?zhèn)巍⒃u說文獻的思想與史實、敘述學術(shù)源流、判定圖書的學術(shù)價值等。每篇敘錄實際上就是每種圖書的詳細介紹。劉向把每種圖書的敘錄匯集在一起，編成《別錄》。《別錄》不僅是中國第一部提要書目，也是先秦至西漢末年圖書的綜合記錄。

漢哀帝時，劉向亡故，劉歆受命繼承父業(yè)，繼續(xù)進行校書事業(yè)，并把整理好的圖書分類編目，最后編成《七略》。《七略》將所有圖書分成六大類三十八種，形成了完整的科學分類體系，第一次把學術(shù)分類的思想運用到圖書分類中來，對中國歷代的書目分類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其類目如下：

六藝略分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jīng)、小學九種;

諸子略分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nóng)、小說十種;

詩賦略分屈原賦之屬、陸賈賦之屬、孫卿賦之屬、雜賦、歌詩五種;

兵書略分兵權(quán)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種;

數(shù)術(shù)略分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種;

方技略分醫(yī)經(jīng)、經(jīng)方、房中、神仙四種。

六略之外，還有“輯略”，其內(nèi)容是六類三十八種大小類的類序，分別說明各類、種的意義、起源、學術(shù)流派及作用。成為“六類之總最”、“諸子之總要”。

劉向、劉歆父子編撰的《別錄》、《七略》，不僅開創(chuàng)了中國提要書目及分類書目的先河，而且創(chuàng)立了撰寫敘錄、總序、大序、小序的方法，把數(shù)以萬卷計的圖書著錄在科學的書目分類表中。他們從學術(shù)體系出發(fā)，又聯(lián)系社會思想斗爭，較全面地反映了西漢末年的社會圖書財富。他們對“書積如丘山”的古籍進行精細的整理校讎，對于圖書的流傳與利用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他們整理圖書、編制書目，對后世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歷代王朝都仿效他們的方法編制官修書目。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目錄學史上承前啟后的重要時期。不僅產(chǎn)生了大量的官修書目，而且因?qū)W術(shù)的發(fā)展，在書目分類上出現(xiàn)了四部分類。

晉代目錄學家荀勗，根據(jù)鄭默的《魏中經(jīng)簿》編成《晉中經(jīng)簿》，把當時官藏的兩萬多卷圖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類，即甲部著錄六藝及小學等書;乙部著錄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數(shù)術(shù)等書;丙部著錄史記、舊事、皇覽等書;丁部著錄詩賦、圖贊、汲冢書等，形成了經(jīng)、子、史、集的分類體系。此后，李充撰《晉元帝四部書目》，更易了乙、丙兩部的次序，使甲部著錄經(jīng)書、乙部著錄史書、丙部著錄子書、丁部著錄集部書，由此，便完成了經(jīng)、史、子、集的四部分類順序，為后世乃至今日編撰古典書目所仿效。這一時期，以四分法編制的書目還有：謝靈運編撰的 《四部目錄》、王儉編撰的 《四部書目錄》、王亮等編撰的《四部書目》、殷鈞編撰的《四部書目錄》、盧昶編撰的 《甲乙新錄》等。

南北朝時期，成就較高的是王儉編撰的《七志》和阮孝緒編的《七錄》。《七志》以經(jīng)典志著錄六藝、小學、史記、雜傳，即《七略》的六藝略;以諸子志著錄今古諸子，即《七略》的諸子略;以文翰志著錄詩賦等，即《七略》的詩賦略;以軍書志著錄兵書，即《七略》的兵書略; 以陰陽志著錄陰陽圖緯，即《七略》的數(shù)術(shù)略;以術(shù)藝志著錄方技，即《七略》的方技略。上述六類基本是在《七略》基礎上加以調(diào)整而成。其特點是在《七略》之外，根據(jù)當時圖書的實際情況，新增圖譜志，以著錄地域及圖方面的書;又附設佛經(jīng)、道經(jīng)，實為九類。《七志》的創(chuàng)新，首先在于創(chuàng)立了傳錄體的提要，盡管不如《別錄》中的敘錄詳細，但通過介紹作者生平及書名，力圖讓讀者了解作者的著作。其次，是它著眼于著錄“今書”，為后世考核南齊以前的典籍存佚提供了依據(jù)。《七錄》分內(nèi)、外篇，內(nèi)篇五錄，即經(jīng)典錄、記傳錄、子兵錄、文集錄、技術(shù)錄;外篇二錄，即佛法錄、仙道錄。共著錄圖書六千二百八十三種、四萬四千五百二十一卷。阮孝緒以個人的力量，集官方藏書與私人藏書之大成，并以提要較詳細介紹作者事跡和書本流傳情況，“總括群書四萬余，皆討論研核，標判宗旨”(《七錄·序》)。《七錄》雖佚，而《七錄·序》完整地保存下來，成為研究中國古目錄學最早的理論文獻。

唐代目錄學的成就主要體現(xiàn)在《群書四部錄》與《古今書錄》中。元行沖等編撰的《群書四部錄》，不僅有大、小類序，而且有提要，體例完整，共著錄圖書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全書二百卷，其篇帙之浩大，僅次于《四庫全書總目》。因書目中的分類、提要有些疏漏，而且藏書收錄不夠完備，《群書四部錄》的編者之一毋煚，在對書目修訂，補充和簡化的基礎上，于721年(唐開元九年)編撰成《古今書錄》。共著錄圖書三千零六十二部、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雖然在收錄圖書方面多于《群書四部錄》，但也只是止于開元年間，還不能反映唐代圖書全貌。毋煚在《古今書錄》中有自序一篇，闡述了書目的作用“將使書千帙于掌眸，披萬函于年祀。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經(jīng)墳之精術(shù)盡探，賢哲之睿思咸識，不見古人之面，而見古人之心，以傳后來，不其愈己”。上述兩部書目的基本內(nèi)容保存在《唐書·經(jīng)籍志》和 《新唐書·藝文志》 中。

宋代王堯臣、歐陽修等仿 《群書四部錄》，于1041年編成《崇文總目》，它每書有提要，每類有類序，共收錄圖書三萬零六百六十九卷;分四部四十五小類，反映了北宋政府的藏書情況。宋高宗南渡以后，經(jīng)過多年努力，藏書得到一些恢復，先后編成《中興館閣書目》和《中興館閣續(xù)書目》，前者收錄圖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后者收錄圖書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兩部書目已佚，有趙士煒輯《中興館閣書目輯考》五卷、《中興館閣續(xù)書目》一卷可見其貌。明代正統(tǒng)六年(1441)，英宗命大學士楊士奇等把國家藏書登記編目，編成《文淵閣書目》。該書目比較簡陋，不分經(jīng)史子集而以藏書的千字文為排列次序，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號，每號分數(shù)櫥貯之，共貯書七千二百九十七種。每種書只有書名、冊數(shù)，而無撰人、卷數(shù)。《文淵閣書目》卷首為“國朝”，錄明朝帝王的詔敕《實錄》。不立“經(jīng)部”之名; 不以《禮》、《樂》書為“經(jīng)”書;韻書不附于經(jīng)書之后;文集與詩、詞分立;類書不附于子部，這些都是對四部分類法的改進。該書目雖然只是一個帳本，但對于考查明代及明代以前的圖書有一定參考價值，同時對明代的書目編撰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四庫全書總目》是清代中葉編撰的一部官修書目，也是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體例最全、質(zhì)量與學術(shù)水平最高的一部綜合性書目。這部書目是配合《四庫全書》的宣傳工作而編撰的。《四庫全書》是在乾隆皇帝的領導下編輯的一部大型叢書。為了編這套叢書，乾隆下令各地搜集古今圖書，并成立《四庫全書》館，由當時的著名學者紀昀、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等負責編輯。經(jīng)過十年的搜集選擇，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編成，共抄寫七部，分藏于故宮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奉天的文溯閣、承德的文津閣、鎮(zhèn)江的文宗閣、揚州的文匯閣、杭州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了收錄在《四庫全書》里的古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同時也著錄了未收入《四庫全書》的存目書六千七百九十三種、六萬三千五百五十卷。這些圖書基本上包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國古代的著作，對于查考現(xiàn)存古籍有重要參考價值及學術(shù)價值。它的分類體系集古代圖書分類之大成，對清代及當代都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其具體分為四部：

經(jīng)部： 易類、書類、詩類、禮類(周禮、儀禮、禮記、三禮總義、通禮、雜禮書)、春秋類、孝經(jīng)類、五經(jīng)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訓詁、字書、韻書)。

史部：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別史類、雜史類、詔令奏議類(詔令、奏議)、傳記類(圣賢、名人、總錄、雜錄、別錄)、史鈔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跡、雜記、游記、外記)、職官類 (官制、官箴)、政書類(通制、典禮、邦計、軍政、法令、考工)、目錄類 (經(jīng)籍、金石)、史評類。

子部：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農(nóng)家類、醫(yī)家類、天文算法類(推步、算書)、術(shù)數(shù)類(數(shù)學、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藝術(shù)類(書畫、琴譜、篆刻、雜技)、譜錄類(器物、食譜、草木、鳥獸、蟲魚、雜物)、雜家類(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類書類、小說家類(雜事、異聞、瑣語)、釋家類、道家類。

集部：楚辭類、別集類(漢至五代、北宋建隆至靖康，南宋建炎至德祐、金至元、明洪武至崇禎、國朝)、總集類、詩文評類、詞曲類 (詞集、詞選、詞語、詞譜詞韻、南北曲)。

《四庫全書總目》不僅類目體系嚴整系統(tǒng)，而且每部有總序，大小類有小序，每種書附有提要。它的類序，剖析學術(shù)源流得失，成為了解學術(shù)發(fā)展的珍貴文獻;它的提要記錄典籍版本，考訂文字異同，記述作者的事跡，闡明學術(shù)思想，成為后人閱讀群籍的門徑，探討古代文化學術(shù)的淵藪。

因為《四庫全書總目》卷帙太繁，翻閱不便，紀昀等又刪節(jié)提要，除去存目，編成《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總目》雖然是一部收錄古籍圖書較具權(quán)威的書目巨著，也達到了封建社會書目編撰質(zhì)量的頂峰，反映了古代目錄學的最高成就，但是，因時代原因及條件所限，也還有些缺漏，后來不少學者作了糾謬補闕的工作，較重要的有余嘉錫編撰的《四庫提要辨證》、王欣夫等輯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

官修書目是古代目錄學的主流，取得的成就也最高。首先，歷代官修書目都是在政府大力搜集圖書、有了一定的圖書收藏后才編撰的，這類書目既揭示了國家藏書的內(nèi)容及狀況，也為利用圖書提供了方便。官修書目從漢代創(chuàng)其例，其后歷代王朝形成制度，或于朝代初期，或以戰(zhàn)爭之后，總是指派專人整理圖書，編制書目。其次官修書目的編撰者一般都是皇帝親自指派的第一流學者擔任。如漢代的劉向、劉歆;南北朝時期的王儉、李充;唐代的元行沖、毋煚;宋代的王堯臣、歐陽修;明清時代的楊士奇、紀昀、戴震等。專家編制書目是古代目錄學發(fā)展中的一個傳統(tǒng)，正是由于專家編制書目，才使歷代書目的質(zhì)量不斷提高，推動目錄學實踐和理論不斷發(fā)展。第三，官修書目重視文獻的揭示及書目分類的科學性。在提要編撰方面，成就最高的一是劉向、劉歆的 《別錄》、《七略》，二是紀昀等的《四庫全書總目》。它們把提要的編寫與圖書內(nèi)容的優(yōu)劣評論、版本異同、作者思想及文字錯漏等結(jié)合起來，內(nèi)容十分豐富。正如東漢思想家王充說的 “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書目中的大、小類序，探究學術(shù)源流、評判學派得失，有如一篇篇文化學術(shù)史，僅見其文字，就可窺視中國文化發(fā)展的大略。書目中對于文獻的分類，表面看來是個部次甲乙的問題，實則是在學術(shù)分類思想指導下對當時社會文化知識的概括和分類，每部書目的分類表都是那個時代科學文化的真實寫照，是一幅學術(shù)文化史的圖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