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法學·禮法學的歷程·禮法學的繁榮階段——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繼承和發展了西周出現的禮法學，建立了強調“為政在人”，又要求為政者“為政以德”，以維護“禮治”為主要內容的法學思想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的形成，為后代的封建君主如何進行政治統治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

把禮視為治國安邦的大經大法，是西周以來的傳統思想。春秋時期，隨著奴隸制度瓦解和封建制度產生的社會變革，奴隸制上層建筑出現了 “禮崩樂壞”的局面，但儒家沒有被動蕩不安的社會現象所迷惑，立場堅定，力挽狂瀾。他們一方面重視禮的政治作用，把“復禮”作為治理亂世的最佳方案，以續禮法之 “法統”; 另一方面也重視禮的德化作用，把“仁”與“禮”結合起來，用“仁”改造“禮”，以續“道統”。

儒家繼承西周以來的禮治傳統，主張以禮治國，即以禮規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名分，以禮調整各種社會關系，以禮規范全體社會成員的言行舉止，讓他們循規蹈距，安守本分。孔子把禮作為治國之本，要求各級貴族“禮讓為國”(《論語·里仁》)，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子路》)，力圖用“正名”的方式，恢復禮的尊嚴，并把它作為施用刑罰的依據，孔子指出： “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因而突出了禮在政治統治中的主導地位。孟子承襲了孔子“禮治”思想，堅持“親親”、“尊尊”原則，認為“無禮義，則上下亂。”(《孟子·盡心下》)但孟子側重強調的是禮義的觀念意識。

在中國法律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和運用 “禮法”這一概念的是先秦儒家的殿軍主帥荀子。“故學也者，禮法也”(《荀子·修身》)。“禮法之大分也”(《荀子·王霸》)。“禮法之樞要也”(同上)。荀子所造的“禮法”這一新名詞，不是禮和法兩個概念的機械重疊、簡單相加，而是對國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一種質的界定。

荀子對禮法學的主要學術貢獻在于：

首先，論述了禮法的起源。荀子認為：“禮起于何也?曰：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荀子·富國》)。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一是物質財富不能充分滿足人的欲望而產生的困惑，一是人為了戰勝自然，維持自己的生存發展，組成了群體，而群體中人際間發生著利害沖突。為了緩解“人與物”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具有“明分使群”功能的禮就應運而生了，這是禮法起源的一個根本原因。禮法起源的另一個根本原因是，“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從人之情，順人之性，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荀子·性惡》)。禮法正是為了 “化性起偽”，讓人們棄惡從善。

其次，提出了“隆禮重法”的禮法關系說。荀子認為，禮法一體，統一而不可分。但這統一是有區別的統一，禮法二者并非并重，而有本末之分，禮更重于法。故荀子說：“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荀子·勸學》)禮是主宰一切的客觀標準，就應該指導立法并受到法律的維護。

再次，揭橥了“非禮無法”、違禮即違法的原則。“非禮無法”是中國封建社會中通行的一條鐵的定則。它表明：立法創制必須以禮為指導，以禮為準繩，合禮的即是良法，違禮的便是惡法，便是非法之法;司法中，一切非禮行為必須承擔法律責任，“出禮”即要“入刑”。而這一原則最先是由荀子發現并提出的。《荀子·修身》云： “故非禮，是無法也。”

由此可見，荀子是禮法思想合流的倡導者，他的以法入禮的主張是禮法學由形成到完善的一個里程碑，它為秦漢以后封建正統的禮法學的出現開辟了道路，也為建立嚴格等差級別的統治制度提供了理論依據。所以譚嗣同認為，“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

綜上所述，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家總結了周公制禮的歷史經驗和當時“禮崩樂壞”的教訓，在論證禮作為政治制度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和社會合理性的同時，創立了“仁—禮”體系，對周禮的內在因素進行了改良，擴大了禮的適用范圍，順應了封建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完成了禮法學的理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