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絕不能沒有家

詩是抒寫心靈的，心靈是詩歌的家園，因此詩歌該是屬于全人類的偉大藝術。但在歷史上，在特定的國度和時期，詩歌卻淪為為特定目的服務的工具，喪失了它作為藝術的尊嚴。蘇聯詩歌就曾走過一段艱難曲折的歷程。

十月革命勝利后，要求文學藝術包括詩歌為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這是正確的，但是如果與政治聯系過于密切，單一地為政治服務，那么就會使詩歌成為某一觀念的附庸。詩歌由全社會求知、交流審美的多維空間被籠入局部功利的狹窄天地，說教取代了啟迪，意志吞沒了情感，典型窒息了靈感，藝術王冠上這顆最璨燦的明珠就會變得黯淡無光了。許多詩人，即使是天才，受到某種束縛和壓制，藝術靈感也會象剪掉翅膀的小鳥難以飛翔。

馬雅可夫斯基在十月革命后，有意識地簡化了自己的詩歌，把詩歌當作宣傳品，“死去吧，我的詩，像一名列兵，像我們的無名烈士在突擊中死去吧?！彼母是樵笧楦锩龀鰻奚踔了氖闱樵姟＿@是他的偉大，也是他的悲劇。他甚至希望把詩歌與國家連接起來，希望詩歌回蕩于舞臺和體育場，鳴響于無線電收音機，呼叫于廣告牌，號召于標語口號。

這種詩歌與國家的融合，使歡迎革命卻認為詩歌應當是國中之國的知識分子們困惑。“我要把整個心靈獻給十月和五月，只是不能獻出我心愛的豎琴?！比~賽寧這樣說。但是象葉賽寧這樣的詩人也最終或甘愿或被迫地把詩獻給了政治的祭壇。由于政治過多地干預詩歌，極左路線下，許多詩人慘遭不幸，如1921年古米廖夫的被處死。藝術流派也隨著政治大起大落，如赫魯曉夫時過于切入政治的“響”派紅極一時，勃烈日涅夫時過于淡化政治的“輕”派又應運而生。一個詩人往往是一次代表大會的產兒。

詩歌成為政治工具，詩歌所應表現的生命、個性、心靈的“自我”被驅逐出詩的王國。在藝術手法上，具象直白的詩風泛濫，用詩的語言配合中心格局，或所謂“一種場景”加“一點描摹”加“一個理念拔高”的模式。

詩歌是真善美的藝術。人們會還詩歌追求真善美的使命，還它以給不同國界的讀者以智的啟迪、情的感染、美的享受的多向性功能。

詩歌，絕不能沒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