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學·《史記》研究史略·臺灣 《史記》 研究概況

四十多年來，臺灣約發(fā)表《史記》研究論文400多篇，出版專著40余部，臺灣學者對《史記》也是堅持宣傳普及與學術(shù)研究并重，并做出了一定成績。

1.宣傳普及方面

在臺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積極倡導和組織下，臺灣學者有的把《史記》的內(nèi)容編成故事，有的致力于今注今譯，有的則在大學開設(shè)《史記》方面的課程，利用各種形式向公眾介紹司馬遷和《史記》。在臺灣出版的幾十種《史記》注譯本中，影響較大的是《史記今注》和 《白話史記》。馬持盈自稱其著《史記今注》的動機是：“輔導讀者能夠輕松愉快的閱讀《史記》，并進而引起其研究中國文化的興趣，加強其宣揚中華文化的能力。”故此書采取了注譯結(jié)合、因文作注和難易有別的寫作方法，很受讀者歡迎。臺灣14所院校60位教授通力合作，譯《史記》為《白話史記》出版發(fā)行。該書凡例說：“《白話史記》編譯的目的在于求《史記》的普及化，適用于一般有基本文史知識的大眾。”因此采用直譯，既注意生動可讀，又能較準確地反映出原文的語言風格和人物性格，因而在海峽兩岸流傳甚廣。此外，勞干、屈萬里的《史記今注》、楊家駱的《史記今釋》、鄭梁生的《史記的故事》、陳飛龍和黃華表的兩部《史記導讀》等，也都是宣傳普及《史記》的佳作。

2.學術(shù)研究方面

在校勘考證方面以王叔岷、施之勉成就最大。王叔岷歷時17年撰成的《史記斠證》系以《史記會注考證》為底本，對《史記》逐篇考證之作。全書以作者創(chuàng)見為主，引證博贍，考辨精審，是一部具有較高學術(shù)價值的考證專著。施之勉在《大陸雜志》等刊物上連續(xù)發(fā)表《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130多篇，后以《史記會注考證訂補》為書名結(jié)集出版。對瀧川之書的疏誤考辨匡正最多，因此深受臺灣學術(shù)界的好評。另外，錢穆的《史記地名考》、海屏的《史記的補續(xù)與改竄問題》、曲穎生的《史記八書存亡真?zhèn)问柁q》、陳槃的 《史記世家綴錄》、李崇遠的 《史記篇例考述》等等，也都從某些方面對《史記》作了考訂，其中不乏獨到見解。

在司馬遷及其《史記》的評價方面，徐文珊的《史記評介》和鄭梁生的《司馬遷的世界》最具代表性。《史記評介》的前半部著重介紹《史記》基本知識和研讀《史記》的方法，后半部專題研究了司馬遷的史學貢獻和文學成就，并指出《史記》的一些缺陷。《司馬遷的世界》分前后兩篇，前篇敘述司馬遷充滿悲劇性的一生，并探討其編纂《史記》的動機。后篇著重論述《史記》的結(jié)構(gòu)和司馬遷以人為主的寫史方法。作者留學日本多年，故該書吸收了不少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

關(guān)于司馬遷學術(shù)思想的研究，臺灣學者選題比較廣泛。如徐復觀的《論史記》深入挖掘了司馬遷的史學精神及作史目的。賴明德的 《司馬遷之學術(shù)思想》則對司馬遷的經(jīng)學、史學、諸子之學、文學、歷學及其政治、經(jīng)濟、社會思想等等作了深入分析，提出了頗有價值的見解。此外，阮芝生、施人豪、游信利對司馬遷史學思想和方法的研究; 周虎林、洪安全、王基倫關(guān)于司馬遷與儒家關(guān)系的探討;吳福助、劉安立對馬班史學的比較研究;柯慶明、葉龍、殷豫川、范文芳對《史記》文學藝術(shù)的研究;陳萬鼐、劉朝陽對司馬遷歷學和天文學成就的研究等也都取得了較大的成就。

總之，四十多年來，《史記》研究一直是臺灣學術(shù)界的熱點，而且人才濟濟，碩果累累。錢穆、徐文珊、王叔岷等老一輩學者固然成就斐然，賴明德、吳福助、施人豪、鄭梁生、田博元等一大批中青年也先后崛起。他們思想活躍，方法較新，在《史記》研究中往往能別開生面，取得突破性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