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宋明儒學的政治思想方向·天下為公非一姓之私也

對君主問題有卓越闡發的是晚明的三大儒：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

黃宗羲，號梨洲，他從人各自私自利的人性出發，論證了君主把天下變成一家之私的實質。他尖銳指出：“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家，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明夷待訪錄·原君》)雖然古人人性也各自私自利，但古代的君王能把個人的私利與天下人的私利協調一致而成天下之公利。他們“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同上)。因而那時人們都不去爭奪皇帝的地位，有些人甚至逃避做皇帝。現代的君主就不同了，他們以自己為主，以天下為客，在沒有得到天下之前，為博得 一人的產業，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并大言不慚地說，這是為“子孫創業”。當得到天下之后，又敲剝天下人的骨髓，離散天下人子女，以滿足他一個人的淫樂，并把這作為理所當然，說：這是我的產業的花息。所以黃宗羲認為，君主是天下不得安寧，天下大害的根源。(參見《明夷待訪錄·原君》)黃宗羲對君主私天下的揭示是深刻的。他無不感嘆地質問道：“豈天地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同上)

在揭示君主私天下的基礎上，黃宗羲對君臣關系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做官應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對于那些昏庸無道的君主，為臣下的不應盲目順從，君叫臣死，不死不忠是不對的，而應“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以君主之形聲強我，未之敢許也，況于殺身手”(《明夷待訪錄·原臣》)。黃宗羲以民眾是否幸福為標準，對治亂進行了重新解釋，“蓋天下之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民眾幸福，則為治，遭到不幸，則為亂。“桀紂之亡，乃所以為治也”(同上)。所以“為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即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與臣道固未嘗不背也”(同上)。黃宗羲提出為臣之道應以天下黎民蒼生的憂樂為己任而不應以皇帝之一家一姓為忠心。黃宗羲的君臣論，既是對孟子君臣論的繼承，又是超越，尤其是對漢以來被宗儒所提升為天理的“君為臣綱”的徹底否定。

正是從以上認識出發，黃宗羲提出“限制君權”的主張。他提出恢復古代的宰相制度，使宰相可以與皇帝“同論可否”，可以同皇帝一起批閱重要文件，這是對君權一個很大的限制。他還提出以學校監督王權，把學校辦成判斷是非的中心：“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學校。”(《明夷待訪錄·學校》)他還提出設方縝以革分封和郡縣制之弊。黃宗羲的思想明顯帶有經世致用的事功傾向，這是對先秦儒家“開物成務”、“利用厚生”“外王”之學的承繼。

顧炎武用“國”和“天下”兩個概念以區別一家一姓的王朝和屬于“匹夫”的天下。他認為：“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區別何在呢?“易姓改號，謂之亡國”，“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亡國是亡一家一姓的王朝，而人倫淪喪、相互殘殺是亡天下。保國的事情，是君和臣下那些肉食者謀劃的事，而保天下的事情，則天下匹夫人人有責(《日知錄》卷一三，《正始》)。顧氏把家國和公天下加以區分，其深刻寓意是讓天下百姓為自己的天下之利負責，而不必為利天下的君主效力，為了保衛自己的天下，對有害天下的君王可以采取必要的行動。

對君民關系，顧炎武提出“平民君主”的思想。他認為，君是為民而設立的，所以“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其價值和作用是平等的，而絕非為了顯示他們的高貴。從“代耕而賦之祿”的意義上說，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的價值和作用也是平等的，不是設無事可做的班祿，所以說：“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日知錄》卷七，《周室班爵祿》)

為了限制君權，顧炎武提出兩項主張。一是“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就是對地方官“予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亭林文集》卷一，《郡縣論》)。其中“設世官之獎”，是“改知縣為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為真。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增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同上)。“寓封建之意于郡縣”，其基本精神就是把人財之權交給地方、并且任用熟悉當地情況的人，對稱職的地方官給予獎勵，如十二年內均稱職，則終身享受此職并可以世襲。限制君權的第二項主張是寓政于宗法之中。基本思想是“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間，宗子治子”。如有不善的事情發生，在家族內以家法族規就解決了，如有不服從家族教化的就送之官府，這樣就能達到“天下之宗正，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參見《日知錄》卷六，《愛百姓故刑罰中》)。顧炎武限制君權的主張為后人以“宗族組成國族”提供了可參鑒的材料。

王夫之在對待君主問題上比黃宗羲和顧炎武溫和些。他認為天下之亂起于尊卑上下的等級制度遭到破壞，君不君、臣不臣，“視天子若亭長”，“天子之下至于庶人無堂陛之差”(《讀通鑒論》卷二九，卷八)，從而監賊蜂起，犯上作亂。基于此認識，王夫之提出“尊君”。他認為“原于天之義，則不可無君臣”(同上，卷一一)，“人不可一日而無君”(同上，卷一九)。但天下的君主應是“后治而先學，貴德而賊功，望之天下者輕，而責之身心者重，故耄修益勤，死而后已”。“為已者功不欲居，名不欲立”(同上，卷二二)。這樣的君主實則是以“天下為公”的君主。所以王夫之的尊君實質上一方面要維系“天子之位”這一“治統”，同時也是維系“圣人之教”的“道統”;另一方面是主張“公天下”。他認為“秦私天下而力克舉，宋私天下而力詘”，私天下不是短命就被外族入侵。所以歷史的結論是“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同上卷末，《敘論一》)，“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黃書·宰制》)。這個結論是具有超越性的，天子之位的設立是治理天下的需要，是利天下的需要而不是為一家一姓之私。把天下當成一家一姓之私，歷史證明也不會長治久安。

正是從“公天下”出發，在君臣關系上，王夫之雖主張尊君，但反對愚忠。他對忠的解釋是“心之自盡”。忠就是心不被利欲所侵害，不被物欲所遷引，內心存誠。王夫之雖主張尊君，但又主張易君。對以“一人之私”“廢天下之公”而不為天下人所奉戴的君主，王夫之斥之為“天下之罪人”(《讀通鑒論》卷二九)、“正名器獨夫”，應當換掉。“人無易天地、易父母，而有可易之君”。王夫之盛贊商周革命，認為商周之治，“俾可久成數百年之大法”，其盛德“誰能當此乎?”(《周易內傳》卷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