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牘學·前簡牘學時期(西漢至清末)

史籍中關于發現簡牘的記載大約有七次：

魯恭王“壞孔子宅”系第一次，也是數量較多的一次。

漢宣帝時，河內(今山西沁陽)一女子拆除舊屋時得一批竹簡，載《易禮》、《尚書》各一篇。此事見王充《論衡·正說》所記，詳情已無法考論。

第三次即晉武帝太康二年(281)著名的“汲冢書” 出土。這是古代中國發現竹簡最多的一次。據《晉書·束晳傳》記載，汲郡(今河南汲縣)一個叫不準的盜墓人，掘開戰國魏襄王墓時發現大批帶字竹簡，除作照明用燒掉外，官府得知后還沒收得數十車。西晉當局隨即組織束晳、荀勗、和嶠、傅贊等著名學者進行研究，整理出古書十六種，共七十五篇，有七篇因竹簡壞損不能識名題。其中《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二篇、《國語》三篇、《名》三篇、《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繳書》二篇、《生封》二篇、《大歷》二篇、《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此外還有《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等《雜書》十九篇。后人統稱之為《汲冢書》。這批簡牘實物沒能保存下來。這些古書也大多得而復佚，現存之《逸周書》、《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瑣語》四種都不是原本，其它的只能知道它們的篇名了。不過，由政府出面進行有組織的簡牘研究始自西晉，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束晳等人是繼孔安國之后卓有貢獻的簡牘學者。

十年以后，晉武帝元康年間，有人在嵩山下得到一枚竹簡，寫有兩行“蝌蚪文”。束晳認為是漢明帝陵中的策文(《晉書·束晳傳》)。策文即遣策，是記載隨葬品的清單。漢明帝的遣策為何不用漢代通行的隸書而用“蝌蚪文”這種先秦六國古文來寫?是束晳認識有誤，還是古籍記載錯了，今已無法得到答案。這是第四次發現簡牘。

第五次在南齊建元初年，襄陽(今湖北襄樊市)一座楚王冢被盜，冢內有一批青絲編的簡牘，盜墓人用來點火照明，毀損許多，剩10余簡，經當時的名士撫軍王僧虔考定，其內容為 “蝌蚪書 《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南齊書·文惠太子傳》)。王氏的判斷是否正確，現已不得而知。

以下兩次簡牘之事恐難以確信。一為《南史·齊高帝紀》所記，說是南朝劉宋昇明二年(478)冬，延陵縣(今江蘇武進)季子廟內沸井之北接連響起金石聲，掘地后連得兩口沸井，“奔涌若浪”，第二口井中“得一木簡，長一尺廣二分。上有隱起字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詣闕起居?！單膱园祝稚它S”。這一記載具有濃厚的天人感應神秘色彩，其真實性大可懷疑。

另一次發生在北周靜帝時，居延一間古屋遺址中掘出帶字竹簡，字已不可辨識。此文出于唐中后期牛僧孺所記《玄怪錄》一書中。《玄怪錄》原本為記玄妙怪異的傳奇故事，不能以信史視之。

剔除上述兩次不論，古籍所載的最后兩起出土簡牘是在宋代。一起在北宋崇寧元年(1102)，天都(今甘肅固原西北)掘出裝有“木簡札”的瓦器。簡上文字為草書，并寫有漢章帝章和年號，可知為東漢遺物(《邵氏聞見錄》卷27)。另一起在北宋政和年間(1111—1117)，在出土陶甕中裝有一批簡牘，但編繩朽爛，大多無法復原，只整理出一道完整的檄書，是東漢安帝永初二年(108)由車騎將軍鄧騭向西州各郡發出的討羌檄文。

宋代盛行金石學。這篇檄書的出土立即引起了時賢們的重視。南宋黃伯思在《東觀余論》、趙彥衛在《云麓漫鈔》中對它進行了考證、解釋，明代學者陶宗儀在《古刻叢鈔》中也對之進行了考釋。這些研究與金石學相得益彰，在考證年代和釋文方面把古代簡牘研究推向了一個新臺階。

可貴的是，這篇檄文盡管原簡實物已在宋代后失存，但其內容卻完好地保存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