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學·前言

富國學是中國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使封建制國家富強的理論和主張，是在中國封建專制集權制國家的特定條件下形成的一種經濟增長思想。其核心是關于如何發展物質財富的生產，增加物質產品，從而最終增強封建專制國家的經濟實力的問題。富國思想在長期發展中逐漸形成一種比較系統的學說體系，這一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六方面的內容：(1)關于財富的性質、內容和范圍;(2)財富增長的源泉，促進或限制財富增長的因素和條件;(3)如何認識和處理農業和工商業的關系;(4)如何認識和處理富國與富民的關系;(5)封建國家如何組織，協調財富的生產和分配，即關于宏觀經濟中的政府行為問題;(6)如何認識封建經濟社會關系下財富增殖的可能性和界限的問題。古代思想家們由于對上述問題的認識上的分歧和對立，形成了不同的派別。先秦時期儒家和法家在論點上和政策措施上都是明顯對立的，形成在富國學上雙峰對峙的局面。以后各時期的思想家分別受儒法兩家的影響，又形成具有不同色彩的流派。

經濟增長是人類社會一個古老而永恒的主題，發展生產，增加物質財富，始終是各個時代的人們所關注的問題。但在古代中國特定的社會政治文化環境下，這種經濟增長的思想卻采取了富國的外觀：發展生產，增加產品只是手段，最高目的是富國。例如商鞅變法就提出了“富國強兵”的施政綱領。著名的軍事家孫臏也認為強兵的關鍵在富國。《管子》這部著名的哲學經濟思想文集，繼承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的傳統，對富國問題也有許多集中的論述。司馬遷作《史記》，富國問題是其中心議題之一，而西漢的鹽鐵會議實際上是關于富國路線的一場大辯論。北宋時圍繞王安石變法的交鋒，實際上也是關于如何富國的爭論。迨至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人物面對中國積貧積弱的局面，他們的奔走呼號，也是志在圖中國之富強。所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致富國強是古代中國人千百年來魂牽夢繞的沉重話題，“富國之學”構成中國經濟思想史中一種內容宏富的學說，散見于各種文獻典籍的富國議論和主張多如恒河沙數，且產生過三部富國學的專著，這就是：戰國時期荀子的《富國》篇，北宋時李覯的《富國策》和晚清陳熾的《續富國策》。三部論著分別代表了我國富國學發展的三個階段，清楚地反映出它發展演進的軌跡。西方在亞當·斯密《國富論》之前尚未產生過類似的著作。所以說，富國問題是我國古代思想家的一個突出的議題。“富國之學”的內容如此豐富，這在世界經濟思想發展史上也是少見的。

比較系統的富國理論形成于戰國中后期。這有其深刻的政治經濟根源。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由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領主制向中央集權的封建地主制統一國家過渡的時期。到戰國中后期，新興地主階級已先后在各國掌握了政權。結束分裂，統一中國的歷史任務被提上議程。韓非把當時的時代特點概括為“當今爭于氣力”(《韓非子·五蠹》)。各國變法圖強，以求壯大經濟軍事實力，由自己來兼并天下，統一中國。富國思想就是適應大國爭衡的需要而產生的，并在以后深刻地影響到我國古代經濟思想的發展。

我國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由中央集權的諸侯國家進而形成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這是我國歷史發展的重大特點，這同西方直到近代才形成統一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而在此之前是邦國割據的分裂狀態有重大區別。在中央集權制的條件下，原來領主制下分散的階梯式的政治、司法、軍事、行政權力，統統集中到以國君為代表的中央政權手中，與此相適應，也就有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所謂“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于己”(《通典·賦稅》)。《管子·事語》說：“農夫寒耕暑耘，力歸于上;女勤于緝績徽織，功歸于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力勸下。”這是說中央集權國家集中財富有不得不然者。這就是富國思想產生的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原因。

此外，富國思想的產生還同我國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乃至獨特的文化傳統有關。我國位于歐亞大陸的東端，東瀕浩瀚的太平洋，西部多為險峻的高山，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況下，阻隔了我們的先人同異域文化的交流，在生產活動中，以農耕作為同自然界進行物質交換的基本形式，商品經濟很不發達，形成基本上封閉循環的大陸農業文化，這同位于歐亞非三大洲接合部，幾乎與戰國同時的古希臘或稍后的古羅馬不同，這兩個民族以愛琴海和地中海作為同異域交往的通道，有頻繁的對外文化交流和發達的海上貿易，形成開放型的海洋商業文化。另外，我國封閉的大陸農業文化始終未能割斷氏族宗法血緣關系的臍帶，視家國為一體，把個人僅僅看作是實現家族和國家自身目的和利益的工具。這種特定的自然地理文化環境，塑造了我國古代富國思想若干鮮明的特性，例如從這一思想的主流來看，具有強烈的重農抑商色彩和用國家利益淹沒否定個人利益的特點，這同西方比較重視工商業，不同程度地強調個人本位的傳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