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日中天—獨尊地位的確立·經學的興起·董仲舒與獨尊儒術

漢自高祖建國，至武帝即位，歷經四世，將近七十年，一直探研長治久安的政策。文、景兩世尚刑名黃老，百姓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文化上注意經籍收羅，培養選拔人材，朝廷重視文化，再加上知識分子的努力，于是學術風氣逐漸培養起來。秦朝任法嚴刑、破化文化、不守仁義的教訓就在眼前，人們開始認識到儒家仁義教化思想的正確，如陸賈、賈誼等人都極力倡導儒家思想。到了武帝即位時，趙綰、王臧，丞相竇嬰、田蚡都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只是由于愛好黃老思想的竇太后還在世，武帝等人還不敢大張旗鼓地推行儒術。太后去世，儒學才逐漸抬頭。武帝策問，董仲舒、公孫弘等對策，董仲舒即本儒家教化，為后世立法，勸諫武帝興學校、修禮儀，更新革法，推行儒術。他在天人策中，向漢武帝提出獨尊儒術的建議。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的這個建議就是后世所說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接受了這個建議，儒家思想從此成為歷代的指導思想，也成為傳統文化的核心。

董仲舒像(《歷代名臣像解》)

董仲舒是西漢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和經學大師，他約生于漢高祖九年(約前198)，歷經漢高祖、漢惠帝、文帝、景帝、武帝五朝皇帝，卒于武帝元封五年(前106)。漢時廣川縣(今河北景縣)人。董仲舒的思想體系非常龐大，從宇宙本源開始，論到天有十端。這十端包括天地、陰陽、五行和人。他認為，人是自然界中的特殊產物，有著特殊地位，因為人性高于其他物性，可以與天地相參。人性有善質，教而后善。善指的就是仁義。仁是愛他人，義則是嚴于律己。人有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需要，即利和義，義高于利。由于有義利之辯，而有賢庶之分、德才之別。真物以名，名稱是為了標志真實的事物。順忠臣孝子之名而有了名諱，名以真物，諱以真情。因諱而有了微辭微言，辭后有深指，言下有大義，因而有了辭指之分，應不任其辭，務求其指，方可適道。任辭不求指，雖有章句之學，難知圣人之意。圣人之意盡在《春秋》之中。《春秋》有常辭，無通辭。圣人定下一些原則，就是經典，就是行為的準則。但社會是復雜多變的，準則在實際中要靈活運用，否則，雖是拘守經典，仍難免背經離道。圣人的原則很多，在漢代的社會條件下，有兩條最為重要，那就是中和和大一統。中和是普遍規律，無所不包，天地有中和，社會有中和，人體和人的思想也有中和，要以中和治天下，也要以中和養身。整個社會是大一統的，思想也要大一統，天下人的思想都要統一于天子，天子要統一于天意。也就是說，天下只能有一個思想中心，這樣才能使人民“知所守”、“知所從”，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董仲舒認為，一般人很難了解天意，只有圣人的話，儒家的經典才是天意的準確表達。因此，皇帝要稟承天意，就要按照儒家經典上說的辦。但是儒家經典，特別是《春秋》，不是那么容易讀懂的，需要加以專門研究，才能明白微言中的大義。董仲舒自己為發掘大義做了很多研究，他把自己的見解與儒家經典相附會，并把這些觀點當作上天意志勸皇帝接受，告誡皇帝，如果不采納這些見解，就是違背天意，那就遲早要招致禍患。實際上，他把自己的政見神圣化。所謂“天人感應”、“災異譴告”，只是他用來推行自己理論的工具并為后代儒者提供一種向集權者進諫的手段和方式。在缺乏民權的專制時代，還是可行的。如果說三綱是束縛人民思想的繩索，那么，天人感應論則是專為皇帝特制的精神枷鎖。

董仲舒的思想對后代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與他同時代的司馬遷認為董仲舒是杰出的學問家，“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史記·儒林傳》)。西漢后期的劉向、劉歆父子對董仲舒也是很贊賞的，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劉歆認為董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后，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后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東漢著名哲學家王充認為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雖古圣之言，不能過增”(《論衡·案書篇》)。又說：“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論衡·超奇篇》)實際上把董仲舒擺到了曠古少有的圣人位置上。中國儒學歷史上有三位特級思想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起著劃時代的作用，他們是孔子、董仲舒、朱熹。孔子是儒家的開創者，董仲舒是經學大師，朱熹是理學的大師。經學是漢代的儒學，理學是宋明時代的儒學。這三大思想家是不同時代儒家的代表，是儒學發展的里程碑，他們使儒學發展適應時代的需要，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主干。董仲舒使儒家由諸子而成獨尊，由一家而匯融百家，在儒學發展中起了承前啟后的關鍵作用，所以說他是曠古少有的大圣人、劃時代的哲學家，也是不為過的。

董仲舒《春秋繁露》(明天啟五年刊本)

董仲舒的理論能被武帝接受，主要是由于董仲舒能融會百家，提出切實可行的鞏固中央集權、統一思想、穩定政局的“大一統”理論。“大一統”理論的根據則是儒家經典。《春秋經》開宗明義就是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對于這幾個字，《公羊傳》作了這樣的解釋：“‘元年’者何?啟之始年也。‘春’者何? 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 王正月也。何言‘王正月’也? 大一統也。”這一段話首先提出“大一統”的問題。董仲舒就是利用這種說法大做文章，發揮微言大義：“《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也就是說，大一統是宇宙間普遍的原則，無所不在，無時不有。“大一統”是什么意思呢? 董仲舒說：“置‘王’于‘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為王也’云爾。”(《春秋繁露·竹林》)就是說，王介于天人之間，人統一于天，必先統一于王。所以他說：“《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春秋繁露·玉杯》)又說：“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國則受命于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在《天地之行》中，董仲舒認為國君“為一國之主”，國家人民是身體，一國之君則是“一體之心”。全國人民都要服從國君，國君要服從上天。整個國家先要統一于國君，然后再統一于天。在人世間，天子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董仲舒把一切統一于天的思想加以衍化，變成了“王道三綱”。他說：“王道之三綱，可求于上天。”具體地說：“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于天亦可。”(《春秋繁露·順天》)君為臣綱，君就是臣的天，父為子綱，“父者，子之天也”(同上)。夫為妻綱，夫也就是妻之天。這樣一來，大一統的原則就深植于封建社會的每一個細胞上，落實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上。妻子要服從丈夫，兒子要服從父親，全國臣民都要服從皇帝。這樣全國就可以統一于天了。“不奉順于天者其罪如此”(《春秋繁露·順天》)。妻子不服從丈夫，就是不順天，就是犯了彌天大罪。君父夫三者都可以說是天，但最為尊貴者是君，“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春秋繁露·立元神》)。這樣，把整個封建社會組織在一個嚴密控制的系統里，皇帝是這個系統的主宰者，是權力寶塔尖，控制整個肢體的“心”。董仲舒認為在思想方面也要實行大一統。他說：“行天德者謂之圣人。”(《春秋繁露·威德所生》)又說： “圣人副天之所以為政。”(《春秋繁露·四時之副》)圣人代天行道，圣人的話表達了天意。因此，董仲舒認為：“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圣人。圣人之所名，天下以為正。”(《春秋繁露· 深察名號》)圣人既然代表天意，那么按圣人說的行事，就是順天意。全國人民都要順天意，這樣就可以達到思想的大一統。孔子是大圣人，儒家經典就是圣人之言，表達了天意。因此思想的統一應統一于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上，這樣就有了統一的、符合天意的指導思想和明確的法度，人們也就知道該遵循什么了，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董仲舒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立以陰陽五行為框架的具有神學內容的新儒學體系，在政治思想上以儒家仁義道德禮儀教化為主，兼收刑名思想，建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建立大一統，他還建立了宗教神學，倡導天人感應理論，他的這些思想，不僅成為漢王朝統治的理論基礎，而且還成了我國整個封建社會統治的理論基礎，對后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理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各方面樹立起儒學思想的權威，特別是在思想、學術領域，從此的兩千年間再也沒有其他思想能超過儒家思想的權威和影響。儒家思想從此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學獨尊的時代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