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夢驚覺—近代儒學·現實的重縛與理論之鷹·“風云漸厚鷹飛揚”

“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譚嗣同《有感一首》)甲午戰敗，馬關議和。僅僅五年，又是聯軍入京，兩宮“西狩”。屈辱的條約使中國戴上了沉重的枷鎖，也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最難堪的一頁。國人在震驚、憤慨之余，不得不深長思考：現行政治究竟還能不能保全中國? 現行文化究竟還能不能固結人心? 一種亡國滅種的危機感，救死不遑的緊迫感和再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恥辱感，一齊匯集積壓在人們的心頭。尋找民族出路，探求救國方略，一時成為眾多中國人的共同愿望。中華民族覺醒的時代就此開始，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活劇也就此開場。

這一回新文化的開場以戊戌維新運動為標志，歷經二十世紀初辛亥革命準備時期的思想文化革新運動，逶迤直接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波后浪相隨相續接近三十年。從近代文化史的角度看，這近三十年可視為中國新文化大踏步加速度前進的重要歷史階段。鴉片戰爭前后，龔、魏等倡導“經世致用”，流行三十余年，緊接著“中體西用”流行也有三十年。可是從戊戌維新運動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近三十年中，社會文化思潮流轉之速、變遷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所呈現的許多基本特點也十分鮮明耀眼。

(1)救亡圖存。

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是貫穿這近三十年新文化運動的基本主題。從維新志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驍將，他們留下的眾多文字著述，大多與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相關。很少有人離開救國救民空談文化學術。愛國志士、改革前驅和文化戰士，三者每每集于一身，從而使得抵御外侮、變革現狀和思想啟蒙成為三位一體共生并長之枝。高揚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文化主題，有助于民族覺醒和思想解放，也有助于新舊文化的加速流轉代謝。

(2)西學東漸。

西學的源源而入是推進這近三十年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動力。甲午戰后，西方文化以更廣泛的內容為中國先進知識界所迎受。在聲光化電和堅船利炮等工程技術外，它如生物進化、血液循環等科學理論，天賦人權、社會契約等民主思想，君主立憲、三權分立等政治制度，父子平等、男女平等等社會風俗，普及教育、輿論自由等文教制度，偕同達爾文、赫胥黎、盧梭、孟德斯鳩、斯賓塞、康德、叔本華、拿破侖、華盛頓等一大批西方學界和政界名人聯翩而來。西方新學從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到心態文化的不同層次，直叩中國傳統文化的物質外殼與精神內核，其范圍之廣聲勢之大都為既往所未有。

(3)審視傳統。

對傳統文化的審視批評漸深是這近三十年新文化運動的基本特色。1895年嚴復就中西文化所作的那一著名比較，最能透出此中消息。傳統文化和傳統觀念在中國先進知識界的價值評估表上行情開始見壞。在嚴復意中，政教風俗方面，中國重三綱、親親、以孝治天下、尊主、貴一道而同風、多忌諱，西方明平等、尚賢、以公治天下、隆民、喜黨居而州處、重譏評;經濟觀念方面，中國重節流、追淳樸，西方重開源、求歡虞;處世為學方面，中國美謙屈、尚節文、夸多識、委天數，西方多發舒、樂簡易、尊新知、恃人力(嚴復《論世變之亟》)。相對于嚴復敦厚雅達的文字，譚嗣同高呼沖決傳統文化網羅束縛，就顯得汪洋恣肆、銳不可擋。而開初以譚嗣同事業繼承者自居的“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隨后高張其政治革命、種族革命、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大旗，義無反顧地在政治舊壘和文化舊壘前叫陣挑戰，更應和著當時興起的批孔思潮，蔚然成為氣候，直接啟導了五四反孔思潮。

當然，不容諱言，這近三十年的新文化運動也有其明顯的不足之處。

不足之一，為能力所限，接受西方思想文化頗有混亂和膚淺之弊。梁啟超事后反省道，當時生長在“學問饑荒”環境中的中國知識界，很有饑不擇食之態。加以當時引進西方文化的“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坐此為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清代學術概論》)。梁氏因歸咎當年西洋留學生大都未參加這一文化運動，為深有負于國家。確實，除嚴復以其信、雅、達三皆妙絕的著譯文字為此運動推波助瀾極稱其勞，西洋留學生中尚少可意人物。直到五四前夕，許多西方文化主要還是通過東洋留學生輾轉輸介國內。

不足之二，為認識所局，文化運動中實用功利的色彩比較濃厚。救亡圖存的時代環境決定了這一階段文化與政治的關系至為密切。文化為救亡圖存變革現實服務，原無可非。然而文化與政治結合得過于緊密，也就造成了一種過猶不及的情況，即文化過分從屬或完全服從于政治。在此時期文化思想上的論爭不斷，卻幾乎無一為純粹的文化之爭和學術之鳴，幾乎無一不為政治斗爭在文化思想領域的表現。那些聲名卓著出類拔萃的文化名人，也很少為與政治斗爭無關的純粹文化巨匠。不以學問為目的而以為手段，此種實用主義的流行，終究有礙于多元化、多樣化、兼容并包的文化大格局的形成。

不過，縱然有所缺憾，新舊世紀之交的這近三十年畢竟是近代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積累最多、成果最豐的收獲期。前此半個多世紀諸多有識者的辛勤墾拓播種，至此終于有所告成。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后乃今將圖南。”

這是《逍遙游》的開篇名文。莊子在這里為讀者描繪了一個充滿瑰麗浪漫色彩的廣大無窮的世界，巧喻鵬鳥展翅必有所待，非厚積風云不足以負其大翼，更無以勝任由北冥徙于南冥的漫長行程。深廣厚積的中國傳統文化，要完成其偉大的遷徙，也類于此。西方文化風云來會，月積歲累，終于蔚然沛然形成氣候，為其新的起飛創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這一起飛雖無“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的驚天動地盛況，卻也決非莊子譏鄙的那種翱翔不出蓬蒿、騰躍不過數仞的斥鷃所為。所以，作者還是樂用《詩經》所稱的“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來形容它。

中國新文化理論之鷹完全有資格俯瞰笑傲那些踟躕覓食于蓬蒿間的斥鷃。他們追求真理和真知的睿智目光，力圖越過萬里重洋之宇和千年王朝之宙。他們有所憑借，又有所期待，出于傳統，復高于傳統。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黃遵憲、張謇、孫中山、章太炎、鄒容、蔡元培、張元濟、王國維、魯迅、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等，這一代跨世紀的文化精英的榮耀名字，注定要鐫刻在中華民族的文化豐碑上，成為近代中國文化變革鷹揚上升的標志。

在這些杰出人物中，讓我們的目光暫先瞄準從傳統儒學文化的迷夢中最先驚覺的幾位代表人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