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中國古代文學·儒家文學觀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統治地位·文學創作應有功利目的

漢代文論，始于《詩序》。《詩序》的作者或云孔子弟子子夏，或云子夏、毛公，或云后漢衛宏。但大體而言，它是經過許多人之醞釀，逐漸形成的。《詩序》概括了先秦儒家對文學的認識，成為先秦文學理論的總結和漢代及專制主義時代文學理論的開篇。而其要點，就是強調文學的功利目的。

《詩序》論《詩經》，認為《詩經》是言志抒情之作，所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衷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言情，進而發展為歌詠舞蹈。《詩序》認為，詩與音樂和時代的政治密切關聯，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情況往往反映在音樂和詩的內容里，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詩序》提出了“六義”的說法，含三體三用，即賦比興是詩之三用，風雅頌是詩之三體。《詩序》曰：“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詩序》的作者在對六義的闡釋中，提綱挈領，強調詩的美刺作用，即詩應該積極的干預生活。

《文心雕龍》(明萬歷閔繩初刻五色套印本)

《詩序》是儒家重視文學的社會功用思想的產物，《詩序》始終貫穿著為統治階級政治服務的目的，要求詩“化下”，“刺上”，“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樣的思想，是與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創始人的思想一脈相承的。

《詩序》的文學觀，是中國文學理論進入專制社會時期的首出之作。《詩序》而后，專制主義時代的文學家及文學理論家，無不標榜文學作品的社會作用。

司馬遷是西漢的著名文學家、歷史學家，他的思想，有其父所尊崇的道家思想影響的痕跡，但其論文學功用，仍是儒家觀念。《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困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司馬遷此處所言發憤，實際就是積極干預社會，盡儒教倫理，實現文學的功利目的。這從司馬遷關于孔子作《春秋》的言論中就可找到證據，《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深切著明的行事，表達了維持儒家所標榜的社會秩序的決心。這種盡職盡責的決心，是符合儒家君君臣臣之義的。

文學創作的功利作用，在古代的理論家那里，被提到了非常的高度。魏文帝曹丕《典論·論文》曰：“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劉勰《文心雕龍·原道》曰：“文之為德也大矣。”正因為文學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古代的理論家、文學家才如此強調文學創作的功利目的。白居易《與元九書》曰：“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新樂府序》曰：“為君、為臣、為事而作。”《讀張籍古樂府》曰：“未嘗著空文。”正是古代文學家創作所始終貫徹的原則。在中國文學史上，自《詩經》、《楚辭》、漢賦及樂府、建安文學、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積極反映民生疾苦，社會治亂，人心向背，以文學諷諫君主，匡正世俗，涌現出了無數杰出的文學家及文學理論家，這些文學家及文學理論家，以他們的創作實踐，對中國社會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

古代的文學家及文學理論家強調文學的功利目的，也就以功利目的評判文學作品，對不合于功利目的，或者說違背儒家理論的文學家及文學作品，提出了嚴厲批評。而對符合功利目的的文學作品，則予以表揚。陳子昂《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以“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即詩無諷諫，所以認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白居易《與元九書》認為其時詩人之詩，“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這種功利主義的創作目的，最突出的表現在對賦文學的認識方面。漢賦文學，興楚而盛漢，自漢以后，很多理論家批評漢賦，其立論都在漢賦是否有“功用”的問題上。

《說文》曰：“賦，斂也。”段注以為“斂之曰賦，班之亦曰賦”。賦，《毛公鼎》作賦，《詛楚文》作賦，殆以武分財幣也，或以武斂財也。賦於文學，義出於“班”，布也，敷也，鋪也。《二南密旨·論六義》曰：“賦者，敷也，布也，指事而陳，顯善惡之殊態，外則賦本題之正體，內則布諷誦之玄情。”《詩中密旨》曰：“賦者，布也，象事布文，錯雜萬物，以成其象，以寫其情。”就是說，賦的特點一是錯雜萬物，指事而陳，象事布文，以形象或意象表達“其情”。二是這種“情”必須是有關“諷誦”，即對社會的美丑善惡表示一種傾向。這個意見可以代表人們對“賦”的基本認識。劉熙載《藝概·賦概》指出：“賦起於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為賦以鋪陳之，斯于千態萬狀，層見迭出者，吐無不暢，暢無或竭。”賦的錯雜萬物，鋪陳排比的特點，是文學發展的需要，不是賦家的憑空杜撰。揚馬諸人，正是從這種文學發展的大趨勢的需要出發，大力弘揚賦的體制。 司馬相如《答盛問作賦》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作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這就是充分地認識到了認識社會的復雜性，并最充分地表現這種復雜性在主體心靈中的體驗的必要性。纂組為文，錦繡為質，二者經緯成文，間以宮商，即成美麗之賦。然則賦除了鋪陳與諷諫外，尚有美麗的要求。揚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漢書·揚雄傳》)。曹丕曰：“詩賦欲麗。”(典論·論文》)陸機曰：“賦體物而瀏亮。”(《文賦》)劉勰曰：“賦者，鋪也，敷采摘文，體物寫志。”(《文心雕龍·詮賦》)“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定勢》)皇甫謐曰：“古人稱不歌而誦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茍尚辭而已，將以鈕之王教，本乎勸戒也。”(《文選·三都賦序》)以上諸說，都可充分證明賦文學之為“賦”，無敷陳，無寄情諷諫，不盡美麗之旨，皆不足道也。《藝概·賦概》曰：“以精神代色相，以議論當鋪排，賦之別格也。正格當以色相寄精神，以鋪排藏議論耳。”就是說，正格的賦是通過鋪陳和色相的美麗，通過對直觀體驗的描寫或敘述，表現賦家的精神認識，即通過隱晦的象征意義盡諷諫的倫理需要。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襄陽，遷居鞏縣(今屬河南)。唐代大詩人。

對漢賦的批評，以大賦家揚雄的意見最尖銳。揚雄早期創作了《甘泉賦》、《長楊賦》、《河東賦》、《羽獵賦》等作品，諷諫漢成帝，但后來，他不再作賦，原因是他認為賦于諷諫無功用。《法言·吾子》曰：“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曰：賦可以諷乎? 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于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也。或曰：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 曰：必也淫。淫則奈何? 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人室矣。如其不用何?”又曰：“辭勝事則賦。”《漢書·揚雄傳》“自序之文”曰：“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反縹縹有凌云之志。由此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髠，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于是輟不復為。”這幾段話的意思不過是說：漢賦的形式華美，為文害用，又如《大人賦》之類，不能達到諷諫的目的，還受人輕視，是學童雕琢，俳優游戲之作。

揚雄以前及以后的作家和評論家，在他們各自的時代氛圍中，發表了對賦的看法，有肯定賦的觀點，如漢宣帝指出：“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為虞悅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漢書·王褒傳》)班固《漢書·藝文志》一面引劉向父子《七略》之言曰：“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竟為侈麗宏衍之辭，沒其風諭之義。”而《兩都賦序》卻說：“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至左思賦三都，窮心十數年，務求言之有據，其序曰：“然相如賦《上林》，而引廬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兩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兩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此，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為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征。且夫玉巵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對想象與虛構表現了很大的不滿，只求文學之“用”與“驗”，而對其“寶”、“麗”，卻棄之不顧。皇甫謐《三都賦序》曰：“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夸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于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后，綴文之士，不率典雅，并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劉勰也認為“楚艷漢移，流弊不還”(《文心雕龍·宗經》);“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剌道喪，故興義銷亡。于是賦頌先鳴，故比體云構，紛紜雜遝，倍舊章矣”(《文心雕龍·比興》)。漢賦這種敘述描寫式的美文學，因為與過去的文章有很大差異，所以是沒有存在權利的。《文心雕龍·夸飾》指出：“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縱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余波，語瑰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可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云《羽獵》，鞭宓妃以餉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於朔野，孌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水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疏乎。”這些肯定或否定，都是建立在文學創作的功利主義目的的理論基礎上的。

白居易(772—846)，太原人。唐代大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