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道統—理想“中國論”·大同世界—道統之社會觀·文化一統

這里所講的文化是狹義的文化，指道德、宗教、哲學、科學、藝術等社會意識形式，各種文化科學的知識體系與社會觀點的思想體系。它們是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又作用于政治和經濟。

與儒家建立天下一統之封建帝國的社會理想相適應，他們也希望建立天下一統的封建文化，以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儒學的創始人孔子和孟子，都有“思想大一統”的文化觀。他們周游列國，不遺余力地宣傳自己的思想，努力“以其學，易其道”，以改變天下無道的混亂局面，實現大道流行的天下大治。這個大道，就是我們后來所說的孔孟之道，即孔子開創、孟子等大力發揮的封建意識形態。孔孟主張在中原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實現民族大一統。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氣也。”(《論語·子路》)“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

顯然，孔子是主張以自己的仁學思想去改造邊遠的其他種族的，他還認為，為政者要對這些種族實行團結、同化的政策，“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由此而見，孔子的文化統一觀是正確的、進步的。

在孔子刪削的《春秋》經中，就有明確的“大一統”思想。《易傳》中則有“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一統觀。先秦最后一位儒學大師荀子進而提出了“一制度”、“風俗以一”、“隆禮而一”、“樂者審一”等主張，希望在制度、禮儀、道德、思想、風俗、藝術、文化等各個方面出現統一的局面。然而，在孔孟所處的春秋戰國時代，思想大一統與政治大一統一樣，都只是奮斗的目標而缺乏實現的條件。這一工作，只能由統一中國的帝王來完成。

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李斯及時提出了“思想大一統”的任務：“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覺與成乎下，禁之便。”(《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采取了李斯的建議，以法家思想統一全國，實現嚴刑峻法，重賦繁役，激化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結果二世而亡。經過漢初七十年的探尋，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確定以儒學作為服務于封建大一統政治的思想體系。董仲舒發展了前人“思想大一統”和文化專制的思想，把兩者緊密地結合在一塊。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從此，儒學便成為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統治了中國思想界達二千年之久。其間，中國雖然也有過短期的分裂，但政治上的統一一直是主流，這就為統一的文化傳統的形成與連續提供了穩固的社會基礎。即使佛、道二教廣泛流行，也未能動搖儒學一統天下的地位。

儒學的文化傳統，具有以下特點：

哲學與政治、倫理思想緊密結合，中國古代哲學家大多是政治家、思想家。與西方哲學家更多地關注自然和認識問題不同，中國哲學家談論最多的是社會政治和倫理道德問題，人性善惡及人生態度問題。以家庭本位為基礎的人本意識，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準則貫通于本體論、認識論、歷史觀、人性論;宇宙本體即道德之源，人道來自天理，求知方法即修養方法，“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禮記·中庸》)。治學的目的在于“聞道”、“窮理”，即掌握處理人與人關系的正確原則、治國做人的道理，以更好地為鞏固封建社會的統治服務。這種“三位一體”的理論格局，由孔子始創，孟子形成系統的理論，至二程、朱熹發展為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一方面，哲學在不斷地為封建統治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出理論上的論證，為中國社會的安定、華夏民族的發展、人們道德水準的提高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另一方面，又使哲學成了政治的婢女，文化專制主義廣為流傳。儒學的獨尊壓抑了其他學派的自由發展，愈演愈烈的文字獄、迫害潮極大地扼殺了知識分子的人格個性和創造能力，這就阻礙了社會科學的正常發展。

以人為本、君權至上的價值取向。在天道與人道的關系問題上，孔子輕天道，重人道，不但“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就是六合之內的“怪、力、亂、神”，他也從不妄談。在《論語》中，他談的“道”幾乎全部是“人道”，即處理社會上人與人關系的準則，治國做人的道理。人是孔子儒學的出發點，也是其思想體系的核心和歸宿。孔子從匡正時弊、“行道濟民”的根本目的出發，繼承和發展了周公的“敬德保民”，管仲、晏嬰的“以人(民)為本”的思想，把重民、愛民的人本思想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果斷地拋棄了對于“上帝”的幻想，努力從現實的人出發，去考慮治國救世的問題，建立了一個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體系，作為鞏固封建統治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孔子從現實社會出發，以人為中心的人本思想，重視人的價值，主張對人欲給予正確引導;努力開發民智，挖掘民力的人道主義精神，與宗教神學的信仰主義、禁欲主義、蒙昧主義是根本對立的。這一思想，對中國古代無神論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孔子“學而優則仕”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的實行，為進步知識分子打開了參政之門，使中國封建王朝成為實行意識形態結構和政治結構一體化的國家，這樣，中國古代無神論就與社會政治思想緊密結合在一起，具有為鞏固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服務的明顯特點。一些著名的無神論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而且在封建政權中擔任一定官職，是地主階級中先進勢力的代表。他們通過刻苦學習儒家經典而踏上仕途，積極爭取封建王朝特別是皇帝的信任，努力運用王權的力量抵制神權，打擊神學，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這樣做的結果，便是王權主義與官本位的強化。君主能參天地、贊化育，是調節人與自然的中樞，社會治亂的關鍵，是全國權力的最高體現者，又是最高的思想權威和學術裁決人。在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的“石渠閣會議”及東漢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觀會議上，宣帝、章帝“親稱制監決”，“平定五經同異”，把封建君主推行思想大一統的做法貫徹到學術研究領域，使文化專制主義進一步制度化、學術化。權和利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越到封建社會后期，貪官污吏越多，官本位的價值取向便越明顯，專制主義便愈是猖獗。皇帝之言高于一切法律，官員執法亦常因人而異。在許多人的眼里，人的價值與其官位、權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在官位角逐中無路可走的小民們，只能望官生畏，頂禮膜拜，于是，救星意識、唯上思想便油然而生，馴服心理便蔓延滋長。在這種情況下，現代的民主意識是很難順利生長的。

“天人合一”的統攝方法。內容豐富、風格獨特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樸素的辯證思維的產物。這種思維，把宇宙看作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把自然、社會、人生作為一個一體化的系統來認識，采取天人合一的統攝方法，以人為中心來考察自然，以個人經驗的合理類推去認識世界。著名的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技術史》這一輝煌巨著中指出：“當希臘人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形式邏楫的時候，中國人則一直傾向于發展辯證邏輯。與此相應，在希臘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則發展了有機宇宙的哲學。”王充講“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論衡·卜筮》)，張載認為最高的認識是“德性之知”，能夠“合天心”，達到“與天為一”的境界。人是整體(是一個小宇宙)，天人一體。中醫理論就是中國辯證思維的產物。這種思維方式具有整體考察、注重聯系等優點，對于人們把握認識對象的總體、諸要素之間的普遍聯系、體會其難以言傳的深刻意蘊有著積極的意義，而且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可以看作馬克思當年所期望的自然主義等于人本主義、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成為同一科學之偉大理想的胚芽。

這種“天人合一”的統攝方法強化了以人為中心的致思趨向，把宇宙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強調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使得中國以人際關系為中心問題的人生哲學特別發達，但也使人的自主性、獨立性在“天”的重壓下長期湮沒于封建統治的共性之中而難以正常發育，從而造成了奴性、順從、因循守舊、知足常樂等民族精神的缺陷。

互助互愛的群體意識。孔了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仁”，“仁者愛人”。這里的“人”當是泛指，主要是指貴族，也包括平民，甚至奴隸。當然，對貴族的愛與對奴隸的愛是大有區別的，但孔子確實是對勞動人民表現了一定的仁愛之心的。他反對殉葬，甚至連用木偶人、土俑代替活人殉葬也深惡痛絕：“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禮記·檀弓下》)發現馬廄被燒，他先問傷人沒有，不問馬。孔子主張為政以德，禮下庶人，并提出了一系列“惠民”、“利民”、“富民”、“教民”的主張，建議統治者減輕賦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不要橫征暴斂、粗暴干涉。所以，孔子“泛愛眾”的思想雖然充滿了等級差別的階級內容，但確實體現了封建主義的人道主義，體現了歷史的進步。后來，孟子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孫丑上》)，韓愈提出“博愛之謂仁”(《原道》)，張載提出“民胞物與”，主張“尊高年”、“慈孤弱”(《西銘》)。儒家這種四海一家、互助互愛的群體意識，加強了大一統封建帝國內部的團結，對于穩定社會秩序、反抗外來侵略、培養民族精神有著積極的影響。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的對話中指出：“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展望二十一世紀》，中國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295頁)他認為，中國將成為世界政治的核心。中國文明強大的統一性和同質性可以為未來的世界提供一種共同生存的凝聚力。儒家天下一統的文化觀，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有力紐帶，它對中華民族統一思想與共同心理的形成，對中華民族的發展與延續起過重大的歷史作用。但其阻礙學術創新、發展等消極影響，我們也不容忽視。

具有以上政治、經濟、文化之特點的儒家所追求的“大同”理想，在中國思想史上有著積極的社會意義和廣泛而深刻的歷史影響。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有實現大同的愿望。許多皇帝，如魏太武帝、宋太宗等，都以“太平”作為年號。道教的經典《太平經》以烏托邦的神仙世界為理想世界：財物公有，人人勞動，權利均等，互助互愛;我國佛教凈土宗所描繪的“佛國”處處皆有清池茂林，名花瑞草，“人皆慈心”，豐樂安穩，是具有無量清凈喜樂的極樂世界。這些都與儒家大同理想不無相關。直至近代，洪秀全還把儒家的大同思想引入《原道醒世訓》，貫徹到《天朝田畝制度》之中，追求沒有差別、人人平等的“太平”世界。康有為寫了《大同書》，鼓吹實現生產發達、財產公有、人人平等、個個自由的大同世界;孫中山也賦予“天下為公”和“世界大同”以新的內容，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喚醒民眾的號召。這種“大同”理想是虛幻的“烏托邦”，但又對現實社會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它是一切志士仁人追求平等、幸福的戰斗旗幟，又是反對一切貪官污吏丑惡行為的思想武器。它使中華民族按照既定心理模式不斷發展壯大，逐漸形成了具有鮮明個性特征的典章制度、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形成了融攝外來文化、同化周邊異族的強大能力。其中包含的絕對平均主義、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在歷史上曾經起過一些積極作用，但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