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西方文化·新儒家出現·新儒家的新觀念

1958年，香港《民主評論》與《再生》二雜志在元旦號中同時刊出唐君毅(1909—1978)起草，牟宗三(1909— )、徐復觀(1903—1982)、張君勱、唐君毅四人署名的長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又名《中國文化與世界》〔該文英譯本刊于臺灣私立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的《中國文化學刊》〕，從而揭開了尋找這條道路的序幕。

這篇長文的作者們所代表的次期“新儒學”運動，要尋找的正是這樣一條路。

他們要問的是，在儒學全面退卻的今天，我們的世界，中國的世界在哪里? 我們精神的宇宙、無形的天地、心靈的世界，來自于文化傳統與哲學宗教的世界，在哪里?“當代新儒家就是為我們將失落已久的世界，重新的找回來?！?王邦雄《從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看當代新儒家的精神開展》，載羅義俊編著《評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也就是要在“四顧蒼茫，一無憑藉”的憂患中去關心人口近于人類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的命運，就是要問一問，“這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之生命與精神，何處寄托，如何安頓”(《中國文化與世界》)?要問一問，在西方文化的沖擊面前，我們已經退卻到何種程度，我們還要退卻到哪里去，一句話，我們將走向何方?

要從被摧毀的孔家店的廢墟中，找回中國民族心靈的寄托處、安頓處，這便是當代新儒家給自己提出的宏偉任務。

我們說過，儒學的自然觀念、道統觀念、道德至上觀念已經被西方的機械論宇宙觀、進化觀和對實用理性的追求所擊退，現在的問題是，儒學還有沒有不能被擊退的其它觀念，拿來排置我們心靈的寄托與安頓?若有，我們還有可能找回我們的家，若沒有，我們又不知還要流浪到何時。

《中國文化與世界》的作者們認為如下數點是可以作為中國民族心靈的寄托與安頓的：

(1)“當下即是”之精神與“一切放下”之襟懷。中國文化以心性為一切價值的根源，人對此心性有一念之自覺，則人生價值與宇宙價值，均圓滿呈現。人的生命即當下安頓于此一念之中，此即所謂“無待他求，當下即是”。

概念的東西，包括我們預定的計劃目標，用以聯系人之抽象理想，用以衡量人之抽象標準、成見、習見等等，在我們求要與人有真實接觸時，都應放下。唯由此放下，才有我與他人之間的直相照射、直相肯定，才有我與他人之間的真實了解。此等放下智慧，印度名之曰空之智慧、解脫之智慧，中國道家稱之為虛之智慧、無之智慧，中國儒家稱之為“空空如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廓然大公”之智慧。以此智慧去看生命中一切經驗事物、理想事物，均是透明無礙。此等智慧要使百萬富翁覺其身無長物，使大政治家覺“堯舜事業何異浮云過太虛”，使大科學家、大哲學家之口如“掛在壁上”，使大傳教師自覺“無一法與人”，使一切外交家自覺只是臨時的賓客。此種放下的智慧彌漫于印度之宗教與哲學，亦浸染于中國儒道禪宗人物思想與風度、中國之文學與藝術中。

(2)圓而神的智慧。“圓而神”取自《易經》，與“方以智”相對照。此種智慧之運用，最初是不執著于普遍者，把普遍者融化入特殊，以觀特殊，使普遍者受一特殊者規定。但此種受一特殊之規定的普遍者，為人自覺后又成一普遍者，再須不執，融化入特殊中而空之。于是人之心靈得再進一步，使其對普遍者之執才起即化，而只有一與物宛轉之活潑周遍智慧的流行，因此中對普遍者之執才起即化，恰如一直線才向一方伸展，隨即運轉而成圓，以繞具體事物之中心旋轉。這種圓而神的智慧，或莊子所謂“神解”、“神遇”，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之神，非上帝之神、精神之神，神乃是伸，即無所滯礙。人若只以普遍的抽象概念原理觀物，則必有所合有所不合，有不合處便有滯礙，有滯礙則心之精神有所不伸。唯于普遍抽象之概念原理能才執即化，而有與物宛轉之圓的智慧，心之精神方能無所不伸，方能神。

此種圓而神的智慧，是中國文化最可寶貴的財富。我們在中國之文學與藝術，在《論語》、《孟子》、《世說新語》、禪宗語錄、宋明語錄及中國先儒之論學書信中，隨處可以發現此種智慧的流行。唯沉潛涵泳于其中，方能對其有深切的體會與了解。

(3)溫潤而惻怛或悲憫之情。中國所謂仁人“事親如事天”、“使民如承大祭”即是此之謂。它表明人對人的最高感情不只是熱情與愛，人之權力意志與占有之念，皆可透入于人對人的熱情與愛之中。要根除權力意志與占有之念，必須讓愛真正與敬同行，覺著對人之愛是源于上帝，其源泉是無盡的上帝之愛，對他人之敬亦同樣是無盡之敬。中國的儒者做到了這一點?！笆掠H如事天”不容許一個回頭自念，自己是信上帝的、知道上帝之愛的，而對方卻不是。若作如此想，則必覺對方低我一級，而我對人之敬，則必有所不足。對人若須有真實之敬，必須對人有直接的、絕對的、無條件的真視“人之自身為一目的”的敬。能有此敬，則對人之愛皆通過禮表現出來，愛中之熱情皆向內收斂，而成溫恭溫潤之德，而對人最深的愛，則化為仁者的惻怛之情。

此種惻怛之情，可通于佛家之悲憫。惻怛悲憫不同于一般的愛，在一般的愛中，只有自己生命精神之感情，視人如己地向人流注，時或夾雜“對人加以占有之念”之泥沙并下。而惻怛悲憫，則是自己真實存在的生命精神與他人生命精神間忐忑的共感或共同的內在振動。此中人對人有真正的同情，亦有情流向人流注，但這情流一面向外流注，一面又為自己所吞咽，回到自己、感動自己，如是則能將情流中夾雜的泥沙，清洗干凈。一般的愛要真正化為惻怛與悲憫，中間有非常微妙的道理，中國文化恰好說明了這些道理。

(4)求“久”的智慧。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歷史久而又自覺其久、原于中國人自覺地求其久而后久的文化，它不只是要求人把力氣向外表現而耗竭凈盡，更要求人把氣力向內收斂，以識取并培養生命氣力的生生之原。依求“久”的智慧，中國人在一切文化生活上，皆求處處有余不盡，以積蓄人之生命力量，使之不致耗竭過度，而違反人之自然的求盡量表現一切的路道。此種智慧在使人生活中一切向外表現之事，不只是順著自然的路道走，而是隨時有逆反自然之事，以歸至宇宙生活之原，再來成就此自然。這正是中國歷史文化所以能長久存在的根源。它不只是中國哲學的一種理論，而是滲透到了中國文學、藝術、禮儀的各方面。

求“久”的思想，在中國極早的時代就已經出現?！疤烀页！钡母嬲]即是求民族文化之“久”的思想，周代竟為中國朝代中之最久者，不能說沒有周公之反省告誡之功。“久”之哲學觀念的正式提出，在儒家之《易傳》、《中庸》中有所謂“可大可久”及“悠久成物”之說，《老子》中有人要法“天長地久”及“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觀念。求“久”先是中國古人自覺的思想的事，而后漢唐宋等朝各能久至數百年，皆由其政治上文化上的措施，有各種如何求“久”的努力。中國整個民族文化之所以能長久，實是由于中國人各種求久的思想，這些思想散布于古代史官之記載與訓誡、歷史家所述歷代成敗興亡之故及哲學家久與不久之原理中，其內容異常復雜而豐富。

(5)天下一家之情懷。中國人自來喜言天下與天下一家，為養成此情懷，儒、道、墨、佛諸家，皆有所貢獻。墨家要人兼愛，道家要人與人相忘，佛家要人以慈悲心愛一切有情，儒家則要人本其仁心之普泛性而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本其仁心以相信“人皆可以為堯舜”，本其仁心以相信“東西南北海，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之圣人心同理同”。儒家講仁，與基督教講愛有相通處，但欲養成天下一家之情懷，與其依賴基督教思想，不如更多地依賴儒家思想。

照儒家的思想，只要是人，因有能成圣而與天地合德之性。儒家并無教會之組織，亦不必要人皆崇拜孔子，因為人皆可成圣，皆可與孔子同。這樣儒家之教，便不與一切人之宗教成為敵對。儒家有天地之觀念，而無地獄之思想，故無地獄以容異端?！叭f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乃是儒家的基本信條。人類欲成天下一家之情懷，實值得好好學習儒家之精神，以為未來世界天下一家之準則。

“當代新儒家”們所找到的這些觀念，乃是儒學躲避西方文化沖撞的最后避難所，不管這些觀念是真屬于儒學，還是經過他們改造、轉換的，也不管這些觀念是否真的可排置我們心靈的寄托與安頓，這些思想家對儒學的忠誠與敬愛無論如何是可欽佩的。他們在中國文化全面退卻、儒學即將“死去”的危難時刻，在中華民族之樹花果飄零、隨風吹散之時，奮起為中國文化辯解，為儒學抗爭，表現了無畏的勇氣和堅定的信念。正是他們的努力，才使得儒學有可能與西方文化作第三次的較量。

但是很明顯，他們手中的儒學已經不是本來意義上的儒學。本來意義上的儒學早已被“打倒”，無力再重新站起來?！爱敶氯寮摇眰儼堰@垂死的儒學抬起來，送到醫院，用西醫的方法給他換上了新鮮活潑的血液，讓它套上西裝，穿上皮鞋，儼然精力充沛地重新走上前臺。這被轉換過的儒學，身上已不再流著孔孟程朱的血，只是外表看上去還有點像孔孟程朱。“當代新儒家”們就是擁著這被換血的儒學去與西方文化對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