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夢驚覺—近代儒學·卓爾不群的王國維·開拓近代史學的新區宇

辛亥風云突變，王國維依隨羅振玉避居日本，羈旅異域達四年之久。在此期間，他慨嘆國內時事政治，“莽莽神州入戰國”，“虎踞龍爭訖未休”。但羅氏私藏大云書庫內琳瑯滿目的書籍和文物仍把他的注意力牢牢吸引住了。他日擁書城，潛心鉆研，治學興趣也發生一大轉折，開始從流光溢彩的美學大殿步入窈深古渺的史學考古的廳堂。

王國維是一位創新意識極強的學者。對新學問和新發現的不倦追求，使他決不甘為學術界的凡庸之輩。他清醒地認識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考古新發現，為自身投入這個“發現的時代”準備了最為重要的客觀條件。對此他不無慶幸之感：“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見。……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于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發見之金石書籍，于學術有大關系者，尚不與焉。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

確如王國維所言，近代有關甲骨、木簡、寫本、檔冊等珍貴文化學術資料的發現，都曾震撼國內外學術界，并很快形成甲骨學、敦煌學等新興的顯學。在這些新興學科的初建階段，王國維始終是在前開辟榛莽的先行人物。他把自己后半生的全部精力傾注進去，用縝密科學的研究方法，在一個個具體的文化研究領域作出了不同凡響的建樹。

篳路藍縷的簡牘研究。簡牘是古代用來書寫文字的材料。剖竹為片謂之簡，削木為版謂之牘。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兩次簡牘發現，一為公元前二百三十多年的孔子宅壁中書，二為公元281年在河南汲縣魏安釐王墓所得。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境內所得為第三次大發現。斯坦因將所得簡牘帶回歐洲后，由其友法國沙畹博士加以考釋，寫成《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發現的中國文獻》。由于王國維在此之前寫過一篇《簡牘檢署考》寄贈沙畹，作為回報，沙畹于1913年冬將其即將出版之書寄往京都。羅、王見到后，認為對斯坦因所得資料有重加整理考訂的必要，于是分工合作，羅負責小學、術數、方技書部分，王負責屯戍叢殘部分，很快撰成《流沙附簡》一書，于1914年出版。在書中，他們根據此番所得簡牘，參以古籍，將古代西北有關歷史地理問題，如玉門的方位、烽燧的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晉長史之治所，都一一考證得非常清楚，為日后的簡牘研究開了一個好頭。

同行寂寥的封泥研究。封泥又稱泥封，與簡牘關系密切。古人以簡牘若干編組成策，用繩捆扎，為防私拆，在結繩處用泥封固，再在泥上加蓋印章，這就叫封泥。造紙術發明后，封泥與簡牘同時湮滅。清道光二年(1842)四川最早發現封泥，后來各地也續有發現。光緒末年吳式芬、陳介祺合著《封泥考略》十卷和劉鶚《鐵云泥封》問世，成為最早的封泥專著。王國維在日本居留期間，利用羅氏收藏甚豐的封泥，整理選擇了四百余種為吳、陳等未見的封泥，編為《齊魯封泥集存》一書，并撰寫了前后兩序，論證封泥“足以存一代之故，發千載之覆，決聚訟之疑，正沿襲之誤。其于史學，裨補非鮮”。

成果驚人的甲骨研究。1899年安陽小屯出土甲骨后，甲骨學很快成為一門新興學科。1914年冬，在王國維的參與下，羅振玉的《殷虛書契考釋》問世。此后，王國維潛心于甲骨研究，于1917年發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成為該學科的一篇扛鼎之作。殷商歷史渺遠，典籍散失無遺，《史記·殷本紀》中雖有一個殷代王統，但司馬遷對千年以上殷代歷史的追溯究竟可信性如何，歷來是一個疑問。現在王氏從安陽出土的甲骨文字中找到了殷王世系，證明《史記》為一信史，同時也訂正了司馬遷對殷王世系排列順序上的一些錯誤。王國維以自己出色的成果表明甲骨文字是研究古代歷史的可靠資料，為古史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

后來居上的金文研究。勃然興起于宋代的金石之學，在經歷了元明兩代的消歇后，入清中葉復又盛極一時，阮元、吳大澂、孫詒讓等均以考證嚴謹而卓然成家。王國維憑借羅氏豐富的收藏和自身縝密科學的研究方法，在金文研究領域成績斐然。他撰寫的《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系統整理總結了宋、清兩代所著錄的金文，而《兩周金石文韻讀》和《兩漢金石文韻讀》，又展開進一步的研究。在完成了“兩表”、“兩讀”這樣異常堅實的基礎性研究后，他常常通過考釋或題跋的形式，發表各種各樣的論文。許多論文短小精悍，推翻前人成說，提出獨創性的見解。

別領風騷的敦煌研究。自敦煌文物在本世紀初被發現后，敦煌作為偉大的文化寶庫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王國維在居東期間看到日本漢學家狩野喜直1912年從倫敦博物館過錄的敦煌唐人寫本后，就把自己的敦煌研究工作主要傾注在唐人寫本這一方面。唐人寫本內容包羅甚廣，他所見到的就有唐《職官志》的殘本，民間流傳的通俗小冊《太公家教》、《龜園冊府》，以及敦煌曲子詞、敦煌縣戶籍等。對此類資料，尤其是那些民間讀物，他予以高度重視是出于與眾不同的認識，即認為這些直接來自民間的通俗讀物，較之經籍更有價值，是研究當時社會經濟與人民生活的最好資料。“經史籍所不紀之事，更比古書為可貴。”(《致繆荃孫》)他為這些寫本所作的跋，在自定的《觀堂集林》中幾乎占了整整一卷，對敦煌學這一新學科頗有開辟門徑之勞。

自評甚高的石經研究。所謂石經，始于東漢，即靈帝詔命蔡邕將正定的五經文字書碑立于太學，是為漢石經。魏正始中(240—249)又建古文、篆、隸三種字體的石經于漢碑之側。后因社會動亂，石經毀損，留下的實物殘缺不全，拓本則又真偽難辨。儒家經典的特殊地位，使得探求考證這些石經者代不乏人。但悠遠的年代和乏當的方法，使千載以來此項工作進展不大，研究者往往停留在殘字的文字考訂或石經的源流考證上。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王國維參以1923年新發現的魏石經殘石，寫成《魏石經考》，以科學合理的方法，對魏石經的經數和刻石之碑數作出了結論。他把此項成果同備受學界推崇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相提并論，可見其自許之意。

在辛亥前，王國維先后致力于“深邃的哲學”和“偉大的文學”。辛亥后，轉而從事“綿密的科學”，在上述考古史學諸方面同時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這在同時代的學人中是不多見的。王國維治史博大精深，史學界對他的推重幾乎是一致無二的。僅就歷史地理學的貢獻而言，有人就歷述其種種成就：對殷商和周秦都邑的論證，對秦郡漢郡的考釋，對古今水道的辨別，對民族分布地區的探討;在西北地理研究方面，他對古代行政的整理，對古城位置的確定，對西漢邊塞和烽燧的考實，對前代道路的探索，等等。(史念海、曹爾琴《王靜安對歷史地理學的貢獻》)

王國維治學之精勤用功，也為學界共欽。據其年譜可知，僅在1925至1927年，即其一生的最后二年間，他就在蒙古族史和元史研究方面成果累累。他著有《韃靼考》、《萌古考》、《黑車子室韋考》、《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金界壕考》、《蒙古札記》、《耶律文正公年譜及余記》等，此外尚有大量有關蒙古族史和元史的史料校注和所撰序跋。如果再加上同時所作的西北地理研究，以及在此之外所作的其他學術研究領域的論著，他那巨大的工作量實在令人驚嘆。有人甚至認為，王國維去世前二年多所從事的工作，一般研究工作者一輩子也難以完成。

難怪陳寅恪稱揚這位“大師巨子”，“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陳寅恪同時還高度歸納了王國維的“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一為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皆如此;二為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皆如此;三為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皆如此。陳氏斷言，“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范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遺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在近代文化學術上的突出建樹，使王國維無愧于“卓爾不群”四字。在近代美學史上，蔡元培足與王國維并列。但他美學思想的形成遲于王國維十年。他以儒家傳統為本與西方美學相結合，他的美學多取倫理學、社會人類學的角度，美與善的連結較多，顯有別于王國維以道家傳統為本，更多理論思辨色彩，美與真的連結較緊。在近代文學史上，倡導“詩界革命”、“小說革命”和“戲劇革命”者，視詩詞、小說和戲劇為政治或道德之工具的氣息甚濃。試一讀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等著作，其與《人間詞話》的價值標準判然有分。在近代史學史上，梁啟超、章太炎的新史學思想偏重于政治意識，與王國維傾注實力于較純的學術范圍有別，而章太炎晚年對地下發掘還持存疑態度。可以說，在同時代的文化巨匠中，王國維具有無法掩蓋的文化學術特色。

然而，一涉足政海，他卻顯得那么保守畏怯，彷徨無所措手足。盡管他前半生一直是一位超政治的學者，但在辛亥革命后，卻因羅振玉之故，以遺老自居，卷進政治斗爭的是非之地。他長辮不剪，行文稱業已消亡的清朝為“國朝”，對于張勛、端方等“忠良”之臣，他繾綣情深。1923年經人薦舉為廢帝溥儀的文學侍從—“南書房行走”，他歡躍應命，深感知遇之恩。次年馮玉祥將溥儀趕出紫禁城，他又痛心疾首。學術上的非凡與政治上的庸凡就如此集合于他一身。“人間孤憤最難平，消得幾回潮落又潮生?”(《虞美人》)“潮落潮生，幾換人間世!”(《蝶戀花》)“人間”的“孤憤”和“人間”的“換世”，終于使這位“體素羸弱，性復憂郁”的學者，放棄了一生鐘情且浮沉自如的學海弄潮事業，自溺于頤和園內清淺無波的昆明湖內。

有些西方哲人喜歡在自己的墓碑上留下若干學術疑難以啟后人。王國維這位生前擅解學術疑難的大師，在身后也以自己的死因為后人留下了一重公案。在流行的“殉清說”、“悲觀性格說”和“羅振玉逼迫說”之外，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文化沖突說。倡言此說的陳寅恪確指：“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竟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后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

王國維是叔本華悲劇論的信從者。叔本華分悲劇為三種，一是惡人從中作祟，二是由于盲目的命運造成，三是由于劇中人物之位置及關系而不得不然者。王國維認為第三種悲劇為悲劇中之悲劇，最具撼人的力量。按此推論，我們也不妨認為，他之自沉也是由于人生舞臺上的位置及關系不得其所使然。無獨有偶，叔本華在本國的著名信從者尼采，也曾出演這一悲劇論者的悲劇。只是他因自身精神崩潰而落下人生帷幕，較之王國維早了二十七年。＝7